他总是赤着脚，只在极冷的冬天才趿双鞋；他从来不在外面吃饭，不接待来宾，坚持按点上下班。但只要你与他谈起崖口的农业，他的兴致就很高，会热情地带着你到崖口广袤的土地上去走走看看。 他带着自己的村民，在珠三角这片改革浪潮层层迭起的热土上，从1980年起至今，坚持了26年的集体分配体制，迄今依然采用生产队种田，大队统一核算，集体收入实行按劳分配。他就是南朗镇崖口村的党支部书记陆汉满。 　　 在这26年间，村庄的3000亩稻田都是坚持用生产队的方式来耕种，而集体资源和资产的出租收入也必须纳入大队内部按劳分配。农业生产分大队、生产队两级管理，26年来一直没有大的变化。大队负责直接管理大型农业机械、水利设施、播种面积与种植结构等，还负责安排农业补贴政策。而具体生产活动和田间管理由13个生产队负责。大队里的分配方式则保留了“工分制”，所有农活由社员集体完成，社员的收入也根据他们所获得的“工分”计算。崖口大队的“工分制”没有制定每一项农活的明确工分定额。但基本上是根据当天出工的人数平均计算社员的工分。 　　 “在我们村，13个生产队都是开放的，村民可以自由进出生产队，如果某位村民在外面能找到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或者自己有能力经商办企业，他可以离开生产队。如果有一天他失业了，或者经商失败了，他还可以回到生产队，我们的大门永远是敞开的。”陆汉满说。“集体生产解决了这部分能力较低的村民的就业和生活，如果没有集体生产，我们村就会增加400多个失业者。” 　　 在社会高度市场化竞争的今天，崖口村为什么还坚持着这套制度呢。原来，崖口村这样做，不是出于单纯的损益计算，而是一种理想追求。也就是说，这种制度的背后，“保护弱者”才是最终目标，而“按劳分配”则是实现这一目标所必须采用的手段，崖口模式是这一信念和社会理想的具体化，崖口村的各项主要制度安排都可以在这一信念和社会理想中找到存在的原因。而这套信念，主要是由村党支部书记陆汉满所倡导，然后得到了大多数干部和社员的支持，并且成为崖口模式的精神内涵的。在陆汉满看来，劳动能力弱的人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很难找到一碗饭吃，这就需要将他们组织起来，用集体的力量为这些人提供帮助。但帮助的办法不是把钱直接分给他们，而是为他们提供劳动的机会，按劳动分享集体的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