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何为？
——为伟华诗序
陈春文[①]
在工业化制造和工业化消费的浪潮中，诗人何为？在人造世界的惬意安居中，诗人何为？在物理之烟吞噬了灵魂之火的时代，诗人何为？在技术统治不仅征服了天体而且也置换了人的心灵的时代，诗人何为？当人类中心主义成为支配性话语，诗人何为？当个体的人失去了血脉而成为文明大工场的提炼元素，诗人何为？这是诗人之问吗？在所有追问都被设定的语言荒漠中，诗人何以能追问下去？
人被时间抛向世界，又被时间回收，这一抛一收紧张而又对峙，自觉而又命运，顺应而又抵制，没有一枝生命能全程见证自己物理属性的完全诞生与消失，但又无一不在诞生与消失当中。作为时间溅起的泡沫，每个人都是一首诗。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全重复他人，也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全重复自己，而只能在时间之轭中生成与消失。这是生命辉煌的诗篇。诗人何为？诗人抵制用空间堵塞时间，捍卫时间敏感的笔触；诗人消解形而上学的大我，重把时间之小我放逐到时间之流中去；诗人警觉地端详着真理以及在真理中建构的宏大叙事，还真相以感知的温度；诗人是勇气的化身，也是孤绝的凄美姿态，像是冲锋（先锋）的战士，扛起爆破筒，冲向语言学缜密语法句法体系的堡垒，将其炸得粉碎，再化之以春风细雨，还原其绽放的花朵。如果说人类指的就是真理的人类学建构，那诗人必是反人类的；如果说语言指的就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表达性语言，那诗人就是语言的粉碎机；如果说文明文化指的就是人的无神建构，那诗人就是文明文化的敌人；如果说人类就是各种社会属性交易的市场，那么诗人就是反社会的，并自觉地把自己放逐为社会性的弃儿。
人是时间的，语言是时间的，诗及诗人是时间的，诗人的重负与辉煌也恰在这多重时间的交集中，生灭往复如此，建构与消解如此，无限有限、绝对相对的叙事格局无不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诗人是真正苏醒的人，是真知灼见的感知者、践行者，甚至是时间之汤的预感者，并为此爆发出预感的浑浊力量。他们以孤独为美德，以自由为原则，抵制一切人文的附加和社会性的添加，他们不会成为世界观的牺牲品，更不会为价值观所绑架。诗人又是温情的，因为他们有洞察时间的从容，更有洞察世事的悲悯，这从容和悲悯皆来自自我拷问的冷酷与坚忍，他们都是在自由中牺牲的圣徒。
从最肤浅的层面说，诗人是一个社会、时代、民族、国家人性康健与否的象征。诗人诗性蓬勃之时，也必是人性创造的鼎盛之期，沸腾的时间之汤消解刚性桎梏并横扫一切腐朽萎靡的时期。中国的诗学传统有细腻的咏物言志之功，却无咀嚼时间的自由张量，情绪性的反对并不能替代思想性的消解。在不自由的文化传统中，不能消解就谈不上思想解放，不能恒常坚持思想解放，就无法培养自由人性的可能，回不到自由就很难说诗有了诗性，没有诗性的养成，诗人就很容易流浪在价值观、人文气中，成为各种文化错乱符号的乱码表达，甚至成为卖弄交易的筹码。
幸运的是，伟华是思想意义上的诗人，而且是在时间性上思想的诗人。思想不是陪伴在他的诗句旁，而是从诗句里溢出来，这洋溢出来的思想不只是花草的芬芳，也有剑锋的冷酷，更有向时间示好的妩媚，仿佛时间之弦上的华尔兹舞曲，冲淡了时间、命运语词的坚硬，缓慢从容的声息中感觉到了他的成长。他与我97年在我的《哲学通论》课上相遇，青春芳华中，更突出的是他的精神，不，他是一个精神的存在，那强度不仅辐射一切，而且吞没一切。我思忖着，这么弱小的躯体怎能统摄住随时都可能喷发出来的精神？我总是在下午上课，上午从来都不是我的时光。但在下午的课上，他的脸颊总是泛着微红，而底色却是灰黄的。知道了，他在上午就喝酒，很可能早上一爬起来就喝酒。知道了，他能嚼烂漫漫黑夜，但却不能从容面对白昼的坚硬与纷杂，他不属于太阳统治的白昼，而是属于无尽的夜空，他是暗夜深远的精神之子，白天的他总是那样羞怯，羞怯得好像从来没有从暗夜里走出来。
转眼间16年过去了，到了诗人感知认知的交错期，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中年写作。无限的青春一瞬间变的有限了，青春的那些青涩而又美丽的错误转为记忆中的梗塞，既难以吞咽，又不舍吐出。但对伟华来说，沉淀了这么多年，到了“成熟”的年龄，才抖出些微勇气，敢于把自己的心迹结集出版，这是有魂的诗人有魂的宣誓，有思的诗人有思的宣示。他不是在确认自己的诗人位置，更不是发布自己的诗人地位，而是把自己聚集到苍生的精神中去，渴望撒落几颗语滴，滋润焦渴的生命土壤。伟华的魂灵足够孤独而高贵，伟华的语姿诗态也有足够的断绝，但明明是大地谱系中的大地之子，却要命自己的诗集为《土壤很痛》，足见他乡土身世的情扰之伤，他的诗集中有许多土壤成分的情扰痕迹。中国诗人普遍不能自拔的文人气（并因此不能自由地筑居诗性），在伟华身上我不担心；诗人很容易在中年写作中把诗的梯度降低为散文的梯度，这一点在伟华身上我也不担心。因为他的思想恣肆汪洋，他的语词尖锐灼人，他的诗魂孤且独，他的感知和认知同步伐，并不是接续关系。我唯担心的就是他的土壤情结，担心土壤在过湿的条件下变成他的泥泞，担心土壤在过干的条件下抽光他的灵性。诗人是灵属的，是精神之子，是大地之子，不是人文现象，也不是世界现象，而是天文现象，他们宁可说是一颗一颗的星星，相干相伴，但绝不类同。在我看来，所有的集体话语都是诗人诗性的杂音。农村、农业、农民这些称谓，都是工业文明抛出来的“类”本质概念，不管这些概念里的苦涩、苦难也好，乡土的温情、温暖也好，都背负着类本质沉重而又无谓的镣铐，都不是诗人自由的故乡。我希望伟华回到诗人的故乡。
伟华的诗，我最喜欢的还是他在西藏那几年写下的，透彻、准确，即便是复合体的，也清晰明澈，能读出里面的歌剧味道，有一种众神簇拥下的独白力量，有一种孤独感自觉的骄傲，这骄傲可以湮灭一切凡夫俗子。藉此一骄傲，可以嘲笑一切人为的建树，哪怕就高出一厘米，也可以从容地傲视一切。回到海平面以后的作品也没有卷入世俗的纠缠，但空旷照应天穹的敏感度下降了。好在并没有失去参照一切、消解一切、打量一切的纵向深度的坐标轴。因为能坚守这一坐标轴，他仍有傲视一切的本钱。
荷尔德林说，“近源头而居者，断难流离”。伟华就是近源头而居的诗人。有这样的诗人在，哪怕就一人，我们就不能说这个世界已昏昏死去！
老师您好！
这几天将老师的文章读了很多遍，深感受益无穷，远胜于自己多年的苦苦求索。老师通篇文字都有震撼人心的力量，看问题的深刻精准及论述的直指要害都令人惊叹，文笔之好也是人所难及。很多我之前没有想到或仅只隐约感觉到的东西，经老师的指点而变得明晰起来，得以更紧实地把握，如：“抵制用空间堵塞时间”、“消解形而上学的大我”、“还真相以感知的温度”、“冲向语言学缜密语法句法体系的堡垒”、“抵制一切人文的附加和社会性的添加”、“在自由中牺牲”、“思想性的消解”、“在时间性上思想”、“诗人是灵属的”、“空旷照应天穹”、“回到诗人的故乡”、“近源头而居”……另一方面，老师的很多词句也指向我写作中潜在的危险，如：“成为世界观的牺牲品”、“为价值观所绑架”、“情绪性的反对”、“乡土身世的情扰之伤”、“文人气”、“中年写作”、“散文的梯度”、“集体话语”、“类本质”、“世俗的纠缠”……我必须对这些倾向保持警觉。
毋庸赘言，老师这篇文章为我今后的写作指明了路向，并将持续发挥根本性的影响。我十分感激！
令我很惭愧的是，老师出于对自己学生的鼓励，将一些溢美之词用在我的身上。例如：“他是一个精神的存在，那强度不仅辐射一切，而且吞没一切”，“他是暗夜深远的精神之子”，“他的思想恣肆汪洋”，“嘲笑一切人为的建树”，“傲视一切”，“有这样的诗人在，哪怕就一人，我们就不能说这个世界已昏昏死去”……这些话语对我而言是遥遥不可企及的。我知道我所处的位置还很低很低。再者我觉得，《诗人何为？》这个标题用在荷尔德林甚或里尔克身上自然恰切，而用在其他人身上就未免牵强了，至于我更是万万担当不起；即便是仅仅作为老师对学生的一种期待或鞭策，也还说得太早。我只是一个对思想的事情有些微感知的写诗的人，或者说是一个渴望步往思物世界的诗人。因此我只能大胆地请求老师，将上面那些词语修改一下。请老师不要将我拔得如此之高。我真的远远及不上。
因老师专门对书名《土壤很痛》作了分析，所以想重点就这个问题汇报一下我的体会。
诚如老师所洞见的那样，我之所以把这本书命名为《土壤很痛》，是受到乡土身世的影响。但这个影响是潜意识的，我自己原先并没有察觉到，经老师指出来，我才深感切中要害。至于《土壤很痛》这个书名，却不是我下意识写上去的，而是在十几个备选项中经过一番思量和比较才最终选定的。我主要是想通过“土壤很痛”这个句子，表达一下自己的写作理想：将对物的泰然让之和对神的虚怀敞开聚集到人的诗意栖居当中。
先看“土壤”一词。对同样的指涉，在他人诗中更多用到的是“土地”、“大地”、“泥土”等词语，我却是有意识地使用“土壤”这个称谓。在我看来，这个词更切近于现代人的此在，而少了几分凌空蹈虚的姿态。“土壤”是指地壳表层能供植物生长的物质，它是生命的根源、存在的根基。但是，中国传统中并没有“土壤”这个词，“土壤”是近代性派生出来的词语，就是包含了形而上学尺度的“泥土”。“土壤”也有一种破碎感。之所以选择这个也许会遭人厌恶的词语，是为了陈述一个事实。正如老师多次指出，在当今世界，上帝已死，诸神隐退，大地被连根拔起。那么，我们存在的根基，在目前就只能是已经极为深刻地纠缠着物的技术建构的土壤。这个事实无可逃避，必须正视之，进而解构之。“土壤”这个词恰恰提供了解构的空间，它的成分和机理都可以接受理性的科学的分析。诗与思要匹敌于后形而上学时代的巨大庸俗，就必须对当代的复杂性具备解构能力。而“土地”、“大地”、“泥土”等词，似乎只停留于虚弱的抒情层面，无法直面真相的冷酷。如果诗人仅仅能够基于道德或情感立场，批判物的后果，或干脆对物采取弃绝的态度，无疑将事情看得过于简单化，最终只会被抛于价值观的浅滩上搁浅。如何正视物化世界的真相，并为它找到出路？诗和思最顽冥的敌人是理性，且决无能力与之正面交锋，取胜之道又在哪里？海德格尔教给我们的，也只有泰然让之而已。我选用“土壤”这个词，正是试图表现对物的泰然让之这层意思。
接着看“很痛”。痛感是人的诸多感觉中最具深刻性和此在性的一种，人据此而保持对世界的敏锐感知。艺术作品所唤起的痛，也使其悦志悦神力量最具真切感。可是土壤怎么会痛呢？尤其是形而上学尺度内的土壤怎么会痛呢？也许这意味着土壤将不是一个对象化的物。再者，土壤的痛如何能被感知？唯有穿透了诗人的身体和灵魂。正是基于存在的切近性和一体感，诗人不仅感觉到自身的痛，而且感觉到土壤的痛。如前所述，在技术座架时代，土壤所含之物性是无可忽视的，但对其反思却必须舍弃理性之狂妄。痛正是一种涵盖了理性而又超出理性的更高的感性。土壤因为痛所以清醒，所以不沉沦，所以维护其本真本已性，且向死而生，因而具有将天、地、人、神带向此在切近的能力。痛使形而上学尺度内的土壤重新成为构筑大地的元素，并直接参与诗的建构。而诗人将土壤之痛传达出来，也已经不是一种对象性的思维，不是“关于……”的思想，而是“通过……”的思想。我关注土壤之痛，不是出于个人怀旧之情，而是指向存在的未来。痛寄望于技术座架之外的另一种解蔽。痛使物的造形脱离物理的宰制，使物重新成为思物。更重要的，痛是信爱望的能力，此在因而得以对神虚怀敞开。
再看“土壤很痛”这个句式。这是一个最简单的主谓句，其主语是“土壤”而不是人，此外也没有时态等人为痕迹。这意味着，人将言说的主体让渡出来，使物自行言说。记得老师曾经为我们解释过“无之无化”和“无无着”的区别。“土壤很痛”和“无无着”一样，人的主体性在试图努力隐退。人要抽身出来，但仍然作为语词的通道，被物的澄明所穿透，成为物向世界切近的见证，这见证物就是诗。诗与思同源，艺术与技术同源，然其分际以及对各自道路的因应，至今仍是一个奥秘。在此当中，诗之逻各斯最难把捉，但也正因此被窜改得最少，所以至今仍有绽放自身的能力。如何消解技术座架？我们所能知的也唯有让物绽放自身，唯有让予。“土壤很痛”这个句子无非是作出一个让予的姿态。作为对形而上学语系的消解，能让物自行道说的语言，才算得上是运思之诗。如果人能够倾听思物寂静的轰鸣，甚至仅仅保持倾听的姿态，也许就蕴含着筑、居、思的可能性。
正是基于以上的考虑，我将这本书起名为《土壤很痛》。当然，书名传达的仅仅是一种愿望，事实上能否做到将对物的泰然让之和对神的虚怀敞开聚集到人的诗意栖居当中，只能看作品本身。我最近几年的写作，都在努力使物从技术的遮蔽中敞亮自身，从而置于神的尺度，或因尚无尺度而为虚无所充斥。例如《长铗归来》中的“归来兮，伴我习彼屠龙之术，/去击杀/世界上不存在的猛兽。/它不存在，只因/世界就在它的胃里”，《春天》中的“面朝大海的楼房在睡梦中磨牙”，《汉娜与马丁的重逢》中的“拒绝被寻获，爱正如思，/只能被感激”，《竹根》中的“去留总归徒然，/月光完成质变”，《乡思》中的“混凝土将走出自闭症，/喘定的砖头正与慈悲的土壤相认”，《苍生在春天》中的“善于代表的风/吹着满大街的脑袋滚动，赋予他们/同一的圆形和更快的速度”，《胸口碎大石》中的“叫嚣是深不可测的哑默”，《写给未来的日记》中的“金属温和”，《再次失败的泅渡》中的“镜子很饥饿。它一口吞下你却吐出了/你的影子，取代你提上公文包”，《禾雀的城市化》中的“如若人类的灯光照射得/更明亮一些，禾雀的梦境/将彻底黑暗”，《城墙》中的“驮真相爬墙的蜗牛已小于数码照片的单个像素”，《我们走在大路上》中的“挣脱经纬线缠绕的死结”，《赶紧记住》中的“然而时间元素的核裂变/已令我们无法再等”，《客家人》中的“这世上绝无一物/能令我们/反客为主”，《鬼点火》中的“当中体西用的牡丹/在人们的注视下爆发，/当用现代性武装起来的桉树兵团/疯狂剥削着土壤”，《词语的凸透镜原理》中的“或者当词语的玻璃质出现了裂痕，/他就强化了自我意识，/显得很阴险，/充满着威胁的意味”，《老汉推车》中的“联想太多/将致使现实/比隐喻更为虚幻”……都是为了揭示技术世界覆盖之下的苍生的痛，试图使物从技术座架中抽身出来。虽然做得并不好，却已经是有意识地在做。我个人觉得，这些作品跟西藏期间倾向于纯粹抒情的诗作比起来，也许更有探索意义，虽然它们包含了过于尖锐的矛盾，语言也无法圆润，因此令人阅读起来不那么愉快。当然我也写到了其他题材，例如穿透历史的叙述而呈现古人的存在心境，例如剥落附加在诗人身上的光环而使生命更为切近，例如强调诗人承担孤独天命所必须的清醒和坚韧。因为人生此在毕竟丰盈，维护诗之本真本己性所要应对的因素，也远不止技术座架这一种，尽管它是最致命的一种。
我深深地感到，经受着技术浪潮席卷的我们，已经不可能绝对纯粹地返回源头，至少我已不可能。或许我们应该认识到这种返回是一种虚妄，甚至是一种逃避。跟荷尔德林的时代不同，在现代，什么都不要比起什么都要还困难得多。一种命运感促使我们必须带着卷入我们此在深处的风暴返回，尽管这比“纯粹的返回”远为痛苦。也许我们只可能求得一种“复杂的纯粹”，也许越复杂才能越纯粹。理想的写作状态也许是：将尽可能多而复杂的事物甚至原子事件纳入言说，且经此言说，其附加物和复杂性就脱离，变得纯粹起来。只有这样，才有重新命名思物的可能。而仅仅因为简单所以纯粹者、无规定的直接性者，都是没有命名力量的。当然，这是个极为艰难的任务，也许正是思者和诗人在这个贫困时代里所领受的最艰难的一个任务。海德格尔已经开辟出了一条道路。我们今天要承担诗与思的使命，就不可仅止于对这一道路的指认，而是必须举步走上去，走到尽可能深远之处。人不但要有思、有言，而且要如自己所思、所言那样去行动。行动并不是仅受着道路的承载，同时也是对道路的护佑。这一过程绝不可能纯粹，惟其如此才能指向纯粹。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具备巨大的胸怀、勇气、才学、坚韧。我始终坚信老师是承担这一使命的人。我将作为呐喊助威者的其中一员，努力跟随老师的步伐。
仍然觉得很惋惜的是，老师这篇序文毕竟写得过于仓促，很多地方点到即止，意未足而言已尽，恐怕还没有发挥出老师思想和学识水平的十分之一。我个人是十分希望老师能再抽一点时间，继续充实这篇文章，将您关于诗和诗人的洞见充分发挥出来。如果老师同意，我将跟出版社协商，推迟出版时间，直到老师的文章完成。当然，如果老师工作太忙，无法抽出时间，那我就直接使用目前这篇。因为老师这篇已经是很出色的序文，大大地增加了本书的分量。我无限感激！
一个人
再次感
学生：邹伟华
[①]陈春文，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院长，教授。主要著作有《栖居在思想的密林中》、《回到思的事情》等，译作有海德格尔著《思的经验》、伽达默尔著《哲学生涯》、莱姆著《索拉里斯星》、奈斯克等编《回答——马丁•海德格尔说话了》、格鲁嫩贝格著《阿伦特与海德格尔》等。春文师多年钻研海德格尔哲学并逐渐形成自己的思想语言，信赖哲学的希腊性，提出西方思想的“真理性”与中国思想的“道理性”的区分，西方思想可通约的“文明”与中国思想代际传习的“文化”的区分，西方社会基于神正论和契约论的“公民社会”与中国社会基于宗法生存和宗法伦理的“私民社会”的区分，在启蒙层面辨析了“国权”与“人权”的关系和从“权力”向“权利”演绎的现代性，并对“现代性”和“现代化”作出思想的区分。我自大学一年级起师从春文师学习哲学，之后十多年间虽辗转多地亦从未间断，春文师的思想始终对我的写作发挥着根本性的影响。——邹伟华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