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修身行动已进入起承转合的“巩固年”，是时候沉淀经验、冷静思考“全民修身行动未来往哪里去？”这一重大的方向性问题。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如何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如何开展公民道德教育？如何开展精神文明建设？如何积累社会的精神财富？能否回答这些时代问题决定了中山全民修身行动探索的时代价值。否则，全民修身行动将可能因为缺乏现代性，陷入“穿新鞋、走老路”的窠臼之中。在修身平台蓬勃发展，内容建设初见成效，“党政推动、群众参与、典型带动”特色初现的前提下，未来更加重要的是推行“服务修身”——“在参与服务中践行修身，在践行修身中提升服务”，将整个城市的服务质量作为检验修身成效的重要标准。毫无疑问，“服务修身”呼应了时代关切，是最契合市场经济属性，最贴近生产生活，最符合城市发展战略，最能体现修身“目的崇高性”与“手段平实性”的有机统一，最有可能让“修身”完成从古典到现代跨越的实践枢纽。一言蔽之：有了“服务修身”的理论之翼，我们将更容易飞越全民修身行动的“实践三峡”。
“服务修身”是指将“服务”与“修身”联系起来，让修身者在参与服务中满足社会的服务需求，在参与服务的过程中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与道德观，逐步养成文明的行为习惯与生活方式。“服务修身”意味着“服务”与“修身”同等重要，意味着将服务质量是否提高作为检验修身成效的标准。
之所以说“服务修身”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价值，在于它回答了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如何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如何进行思想道德建设？如何培养人文明的生活习惯？如何赋予古典的修身概念以现代性？等一系列问题。
“服务修身”是与市场经济最为契合，最具有现代感的，最具有群众基础，效果最好，同时也是能够充分发挥中山本土优势的修身方法，它可能代表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培育，现代公民道德教育以及精神文明建设的未来发展趋势。
迄今为止，除修身学堂之外，全民修身行动似乎并无更有效的载体。无论“活动”抑或“行动”，如若脱离了生产生活，注定生命力将大打折扣。从城市发展战略看，中山已从“两个适宜”拓展为“三个适宜”，但目前的经济与产业结构与“三个适宜”似乎存在龃龉之处。其实，与居住、创业和创新关系最密切的乃是 “三产”，而非“二产”。问题在于：中山的服务业发展仍具有巨大的改善空间。
此外，一个城市能否达到 “三个适宜”重要影响因素之一是这个城市政府的公共服务水平。离开了服务业，离开了服务型政府，“三个适宜”幸福和美中山建设将可能沦为镜花水月。如何推动服务业的发展？如何打造服务型政府？如何建设服务型城市？与此关联的问题是：有无可能借力全民修身行动，促进中山服务业发展，推动中山市服务型政府建设，进而与中山的“三个适宜”幸福和美建设形成深度呼应？答案可能在于：要以“服务修身”的概念整合推动全民修身行动的实践探索。
“服务修身”是指将“服务”与“修身”联系起来，让修身者在参与服务中满足社会的服务需求，在参与服务的过程中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与道德观，逐步养成文明的行为习惯与生活方式。“服务修身”意味着“服务”与“修身”同等重要，意味着将服务质量是否提高作为检验修身成效的标准。
在参与服务中践行修身，在践行修身中提升服务，“服务修身”将“修身”与“服务之城”建设有机地关联起来，将修身的“目的理性”与“工具理性”有机地联结起来，实现了修身“目的崇高性”与“手段平实性”的有机统一。
■“服务修身”的属性与价值
“修身”这一概念来自于儒家经典《大学》，“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大学》“修身”藉以展开的逻辑。在当代，再按照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逻辑似乎已经行不通。“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心理学家皮阿耶认为，人的心理、情感是重复实践建构的结果，“认识是一种不断的构造”，道德情感亦如是。这一观点强调实践对认知结构与心理情感的重要性。在当代，“修身”不能再走格物致知，紧紧依靠个体反省这种“精英修身”的老路子，而应走“实践本体，大众参与”的新路子，“服务修身”恰好可以满足“实践本体，大众参与”的要求。之所以说“服务修身”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价值，在于它回答了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如何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如何进行思想道德建设？如何培养人文明的生活习惯？如何赋予古典的修身概念以现代性？等一系列问题。
首先，“服务修身”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有助于提升服务质量，推动经济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市场的本质是“价值的交换”。珠三角、长三角无论从人均GDP 还是从工业化发展程度来看，大都进入工业化的后期；在这一历史阶段，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以及政府的公共服务水平对市场经济的深化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从广义“服务”来看，几乎一切的人类活动都与“服务”有直接关系或间接关系，因为凡涉及“合作”，就与“服务”脱不了关系。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的开篇之处就讨论分工，有分工就有合作，合作的黏合剂就是“服务”。从个体看，为他人提供有价值的服务，就是最有价值的“合作”，最具有可持续性的“合作”。这个时代是一个“服务”的时代，服务就是这个时代最鲜明的时代特征。修身核心就是修观念、修道德、修文明行为。通过“修身”无疑可以使“服务”更加优质，而这正是市场经济所需要的。修身可以增加服务的“附加值”，修身本身就是生产力。经济结构调整与优化是珠江三角洲经济等先发展起来地区亟待解决的问题。事实上，文化精神观念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早已被经典的 “韦伯命题”所证明，“服务修身”将“服务”与“修身”巧妙地连接在一起，为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找到精神观念“触媒”，也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德经济”属性注入了道德基因。
其次，“服务修身”具有鲜明的实践性，有助于“修身”与生产生活实现一体化，提升全民修身行动的生命力。
由于强有力的行政推动，中山的全民修身行动得到了蓬勃发展，但令人深思的问题是：假若行政权力往后撤，全民修身行动“惯性”究竟有多大？究竟能够推着它往前走多远？毋庸讳言，现在已经有个别部门、个别镇区将开展修身活动当成一种额外的负担。这表明，在某种程度上，修身仍然游离于生产生活之外，一种事物一旦与生产生活脱节，其真实的生命力就值得追问。将“服务”与“修身”结合起来，其目的就是改善修身的实践性，使“修身”与生产生活融为一体。“修身”不仅仅要体现在“立意新颖、永不停歇”的活动之中，更要体现在“搬柴运水、生产生活”的日常功夫之中。若此，在企业，“修身”就可以成为促进企业创新、管理精细化以及生产发展提高的精神与道德力量。在党政机关，“修身”可以成为改善作风行风，锻造领导干部素质，提升为民服务能力的重要抓手。在学校，“修身”则可以成为德育工作创新，学生社会责任感提升的重要载体。“服务修身”就是要通过给他人提供 “服务”的方式检验个体观念与道德素质。2001年9月20 日颁布《公民道德实施纲要》明确指出：“为人民服务是公民道德建设的核心，是社会主义道德区别和优越于其他社会形态道德的标志。”2011 年 9月20 日启动的全民修身行动，其所隐含政策含义其实是“公开的秘密”，就是要现实当中给《公民道德实施纲要》核心精神找到藉以栖居的“肉身”。
再次，“服务修身”具有鲜明的社会性，有助于促进社会的和谐善治，提升人的思想道德素质。
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就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观点突出了社会交往在塑造人之中的重要性。“服务修身”的典型特征就是它对社会交往的强调。“服务修身”与中国传统士大夫修身方法的区别在于：在方法上，前者突出在社会交往中提升自我，而后者立足于个体观念与道德上自我反省；在效果上，前者不仅提升了个人的境界与道德修为，客观上也为社会带来了正面效益，普“惠”众生，后者则主要是修身者个人的境界与道德修养上的收获，充其量是造就为数不多的个体成为德性涵养修为的“男子汉”。在美国，早在1990 年国会就通过了《国家、社区服务信托法》法案，该法案强调要通过参与社区服务培养公民的道德责任感。新加坡在国民道德素质教育方面，最有特色的课外活动就是社区活动计划。国外许多学者和实践工作者都认为，社区服务、志愿服务是医治个体道德疾患的灵丹妙药。之所以说全民修身行动是社会治理的创新，原因在于它能够在某种程度上修复 “消费主义”横行以及“市场社会”带来原子化、碎片化之后的个人意义迷失；它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缓解城市混凝土丛林构建新城市空间所带来的城市冷漠症；它的社会性可以重建社会中的互惠关系，成为“市场社会”道德沦陷的解毒剂。
■“服务修身”在方法谱系中的地位
到目前为止，修身方法不外乎以下八种。
一是思想整风法。
这是领导干部群体常用的方法，从建党至今开展的整风运动已经不少于十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思想整风主要方法。实践证明，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一种从思想进行修身行之有效的方法。全民修身行动应充分依托群众路线实践教育活动，按照“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要求开展“修身”。
二是情感陶冶法。
该方法主要是通过文艺作品 （如小说、电影、诗歌、舞蹈等），各种仪式礼仪，如升旗仪式、驾驶员宣誓仪式以及各种“现身说法”培养人的道德情感。
三是“慎独”“反省”等自我修身法。
这是一种古典的修身方法，古代的士大夫阶层，通过写日志，做日课的方式对自己的一天的所作所为进行反省，在不断反省的过程中提高自身的精神与道德境界。王阳明、曾国藩都是自我修身践履者与典范。
四是思想灌输法。
即主要通过授课、读书等方式，不间断的上课重复给听众灌输一种价值观或者道德理念，进而使这种价值观或者理念转变成一种行为。修身学堂或者道德讲堂，以及中小学中的德育大都采用这种方法。
五是典型带动法。
典型带动也是中国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一种常用的方法，事实上这种方法也是一种古典的方法，在古代对忠诚节烈之士的旌表其实就是典型带动法的灵活应用。在现代社会，典型带动要充分发挥作用要依托大众媒体的宣传。有人认为，这种方法就是大众媒体法，其实并不准确。脱离了现实中的典型，再先进的媒体也无用武之地。在当代社会，推动修身行动，非常必要通过修身典型营造出“道德香氛”，让群众沐浴在这种氛围之中自觉修身。
六是健体修身。
目前已有众多研究文献表明，体育健身与精神锤炼、道德修炼之间存在千丝万缕关系。通过体育修身不失是一种具有大众喜闻乐见、立德养志的好方法。
七是潜移默化法。
这种修身方法前提条件是模仿者与被模仿者之间存在着亲密关系，主要存在于家庭成员内部亲密关系，组织单位亲密的领导下属关系以及学校之中的老师与学生的亲密关系之中。在这种亲密关系之中，模仿者会模仿与自己有亲密关系的人，在学习被模仿着的行为模式的过程中连带学习背后的价值观念与道德观念。
八是参与社会服务的方法。
即通过参与社区服务、志愿服务的形式达到修身的目的。归根结底，修身的方法其实只有三种：知、行、知行合一，“服务修身”是典型的 “知行合一”法。
在全民修身行动中，思想灌输法、情感陶冶法与典型带动是目前采用的最多的方法。最能彰显全民修身行动特色的就是修身学堂，这三种方法依托“修身学堂”这一载体在实践中得到灵活应用。除了这三种方法之外，我们似乎还应考虑综合运用其他的方法。比方说，针对领导干部群体是否可以考虑以群众路线实践教育为契机，通过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将效果不仅落在作风改变上，更深入到精神境界与道德境界的提升之中。对于健体修身、潜移默化我们是否可以将其转化为政策安排，通过适当的政策安排，引导这两种方法发挥作用。至于“慎独”“反省”等自我修身方法，尽管它有价值，但其难以为草根阶层接收与认同，并不适宜推广，更要命的是它既不适宜，也不容易转化为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安排。
■“服务修身”的实践展开
在修身学堂已经发展到1100多间的这一历史阶段中，未来更加重要的可能是推行参与服务进行修身的方法，即前面提及的“服务修身”。
“服务修身”是与市场经济最为契合，最具有现代感的，最具有群众基础，效果最好，同时也是能够充分发挥中山本土优势的修身方法，它可能代表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培育，现代公民道德教育以及精神文明建设的未来发展趋势。从地方政府的关切点来看，“发展为第一要务，稳定为第一责任”，而“服务修身”将“发展”和“稳定”这两项工作都兼顾起来。因为离开了“良好服务”这一软环境，无论是“发展”还是“稳定”都存在诸多困难。遗憾的是“修身”经常被误读为“务虚”，不产生实际效果，导致在实践中对 “修身”重视度不够。事实上，“看不到效果”和“真的没有效果”是两回事。通过“看不到效果”认为此项工作不重要是非常荒唐可笑的。产生这些“误读”一个原因是没有看到“修身”与“服务”之间有机关联。“服务修身”将“服务”与“修身” 之间的关联以及在当代如何“修身”等问题以一目了然的方式呈现出来。
在实践中，开展“服务修身”应充分发挥“志愿服务、服务业、政府公共服务”这“三驾马车”的力量，使社会、市场、政府等三方力量得到充分释放。在实践中，不妨从四个方面切入：第一，主动设计 “服务修身年”、“服务修身月”、“服务修身周”等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通过主题活动引导大家讲修身融入到生产与生活之中，将“修身”转化为“生产力”，转化为社会稳定的正能量，在全市内掀起“以修身提升服务，以服务推进修身”的“服务质量提升运动”，打造服务型城市。第二，对“服务修身”进行建章立制。美国的不少学校规定，学生要具备一定参与社区服务的经历才能获得毕业证书。深圳的南山区也规定公务员必须每年完成一定数量的社区服务才获得年度先进的参评资格。借鉴国内外经验，中山完全可以探索在“服务修身”方面建章立制，要求不同层次、不同岗位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等群体应完成数量不等的社区服务。对“服务业”可以采取引导行业组织进行服务质量自评体系，进行服务质量分级，以此促使服务业服务质量的提升。值得指出的是到社区进行“服务”不是指到社区帮老百姓“擦皮鞋”这类服务，而是要补市场之“缺”，比如，解决脏乱差的治理难题；又如，整合社会资源；给老旧小区安装电梯，解决老百姓“上楼难”问题等。第三，要将修身的理念融入到“服务”之中。这要求有一批能够设计“服务修身”的“项目设计师”以及规范“服务修身”的流程。“服务修身”要求有导师，引导“服务修身”参与者进行反思与经验分享。缺乏“导师”以及相应的环节，服务修身与普通的社区服务、志愿服务无本质差异。第四，以修身学堂为基础，引进有资质的教育培训机构，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公民道德、精神文明设计相应的“社区服务”“志愿服务”的实践课程体系，将实体的修身学堂扩展到社区之中，将空洞的说教变成生动的实践。一言蔽之，有了“服务修身”的理论之翼，我们将更容易飞越全民修身行动的“实践三峡”。
（作者就职于中山市委宣传部）□黄振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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