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曾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自古以来，“人以地名，地以人名”的现象确实屡见不鲜。正是有了达·芬奇、米开朗基罗、但丁、伽利略、马基雅维里等一大批不朽的文化偶像，意大利的佛罗伦萨这个小镇，才成为15世纪意大利和欧洲文化的发祥地，到了18世纪又再次成为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的中心，并成为那个时代欧洲艺术家们向往的人间天堂。在中国，同样也有不少城市“以人而名”。扬州画派的代表人物“扬州八怪”，金陵画派的代表人物“金陵八家”，使古城扬州和金陵更是诗情画意、风月无边。曾是默默无闻的江南小城——上海，鸦片战争后奇迹般地一跃而为近现代中国经济和文化的中心，除了她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环境和风云际会的历史机缘，更为重要的是她汇集和造就了各类文化精英。王韬、郑观应、盛宣怀、吴昌硕、任伯年、章太炎、黄炎培、鲁迅、巴金、茅盾、夏衍、陶行知、聂耳、叶圣陶、周信芳、盖叫天、张爱玲、王云五、蔡元培、张元济、施存蛰……这些享誉中外的文化名人，就给迅速崛起的上海增添了大都市的魅力和光彩。偏僻落后的湘西古城凤凰，因为有了熊希龄、沈从文、黄永玉等文化名人而名扬天下。远古时曾有舜、禹的传说，中古则有王充、徐文长、章实斋和令人欢喜令人愁的绍兴师爷的故事，近现代又有鲁迅、周作人兄弟在文坛上的赫赫文名，江南水乡绍兴因此更加诗情画意，奇谲神秘，令人神往。古往今来的事例，足以说明“城以人名”，并非妄言。
中山、珠海、澳门的前身均为香山县，历史上的香山县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并没有引起朝野的重视。尽管宋元海战，文天祥留下了“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绝唱，明代黄佐虽然博学、擅诗、能文，被后人尊为“粤之昌黎”，但他们带给香山的好处，相对漫长复杂的历史而言，则又显得短暂而微薄。清代岭南书画家鲍俊、文士曾望颜、循吏何曰愈，他们的名声似乎还不能给边陲小城的香山增添多少殊荣。到是清代出任香山知县的姚启圣，因一桩走私案惊动了大清朝野，使一向不被朝廷关注的香山和澳门，从此成为统治者的一块难以消解的心病。
鸦片战争前后，香山人得风气之先，又开风气之先。在不到百年的时间内，从这里走出了中国最早的赴欧美求学的少年留学生，容闳、黄胜、黄宽、唐绍仪、梁如浩、唐国安、蔡绍基、钟文耀、欧阳庚、蔡廷干、容星桥等30几位香山子弟漂洋过海的壮举，给相对落后的香山和极端保守的中国赢得了美名。五口通商后，香山买办凭籍自身的语言和商贸等多方面的优势，迅速成为早期中外贸易和中外文化沟通的桥梁。容闳、唐廷枢、徐润、郑观应为代表的香山买办，成为曾国藩、丁日昌、李鸿章、张之洞、盛宣怀等晚清重臣推行洋务运动的中坚力量。在商场上春风得意、在官场上又左右逢源的香山买办，既成就了自己的事业，也扩大了家乡的影响。20世纪初的香山澳洲归侨马应彪、黄焕南、郭乐、郭泉、李敏周、刘锡基、蔡昌、蔡兴等，先后分别创办的先施、永安、新新、大新四大百货公司，将西洋百货业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模式带回了中国，并在大上海掀起了一股经久不衰的时尚消费浪潮，使香山人特殊的商业才干和创造的商业奇迹，给后来的中国人留下了甜美的回忆和浪漫的神话。陈丹燕不厌其烦地向人们讲述的上海的“金枝玉叶”和在上海发生的“风花雪月”的故事，就与老上海四大百货公司的人和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一代影后阮玲玉的死，给当时的中国人和香山人留下的则是无尽的惋惜和莫名的愤怒，身材矮小而声如宏钟的王云五，给知识贫血的现代中国人留下了“四百万”精神财富（四角号码词典，百科全书，万有文库，简称四百万），也给他的家乡中山县的父老乡亲增添了无限荣光。英年早逝的萧有梅，多才多艺的吕文成，他们在乐坛上的成就和在中国音乐史上的地位，同样令敬仰他们的中山人感到骄傲。
但是，真正令过去的香山人和今日的中山人引以自豪的应该是被誉为世纪伟人的孙中山。著名的史学家张磊先生曾感慨地说：“不愧为20世纪中国的三巨人之一的孙中山，更以民主革命先行者和近代化前驱的丰功伟绩而使香山易姓，更名为中山”，孙中山的名字与他的家乡从此血脉相连。近代中国著名的改良主义思想家和政治家梁启超以为，“大人物心理之动进稍易其轨全部历史可以改观”，明确地肯定了杰出人物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推动者，我们依此可以肯定地说，没有孙中山，香山的社会历史文化也许还会按照自己的轨迹运行下去，但有了孙中山，中山市的社会历史文化无疑增添了丰富的内涵，中山这座小城也注定提升了她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民国时期，中山筹建模范县，曾任民国首届内阁总理的唐绍仪回乡主持县政，显然不是因为家乡的诱惑，而是由于中山先生思想主张的影响。改革开放后，海外中山人纷纷携资回乡创办实业，捐资兴办各种公益事业，这些可以说，既是爱国爱乡的积极表现，又是对中山先生伟人人格的思想认同。上个世纪80年代中山先后由县改市，再由县级市升格为地级市，固然有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就做基础，但孙中山先生的历史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精神力量和关键因素。
名人特别是文化名人给城市来的荣耀，几乎是不争的历史事实。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审视，社会经济活动空间是文化活动物化空间和人口变动交流空间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和社会条件，文化活动物化空间和人口变动交流空间，又为社会经济活动空间创造了一种推动力和助推器。前者为城市文化进化提供了文化思想精髓，营造出一个城市大文化的氛围，后者为城市经济活动与文化活动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张力和活力，造就出一种崭新的文化情境，包藏和孕育出一种新的文明。文化名人则是这两大空间中最活跃、最具代表性的积极因素，由他们创造生产出的文化成果乃是人类经济生产活动与社会活动在一定历史阶段的人文精神最集中、最高尚和最有价值的体现，是人类知识智慧的结晶。学者、教授、专家、作家、文学家、艺术家等文化名人作为城市文化的代言人，是城市文化的人格化象征。他们的辛劳也许不能给城市创造最直接的经济效益，但他们的活动和作为，一定会给城市带来生气与活力，他们甚至成为城市形象的美化者和城市品牌提升的推动者。余秋雨、陈逸飞、王安忆、陈丹燕等成为当今上海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名人，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上海因他们而让人更加迷恋，他们也因上海的博大而中外闻名。名城与名人真正成为相互扶持、共同成长的孪生兄弟。
但是，诚如一位台湾作家王文华对上海的感叹和文化批评那样，“让我们回过头来认认真真地掂量上海，除了张爱玲、阮玲玉、胡蝶和周璇，你还记得什么吗？一个城市如果不能有创造性有突破地建设自己的文化，那么它就只有永远沉浸在自己的美好回忆中了。就好比王安忆的作品，根本就是陷在回忆里写书。这种对上海旧日美好时光的深刻悼念，不应该荒谬地成为上海城市文化的主流，就像客厅不应该总是灵堂一样”，同样，我们也不能停留在对香山文化的研究和迷恋之上，更不能躺在我们乡贤的荣光笼罩下的功劳簿上，象阿Q那样自以为是一味称道自己祖上的阔绰和豪迈。
对于今天和未来的中山市来说，文化名城的建设，更需要像余秋雨、陈逸飞、王安忆、陈丹燕、冯骥才、贾平凹、易中天、于丹这样的著名作家和学术超男超女，也更需要像季羡林、饶宗颐、厉以宁、茅于轼、王选这样一批中外翘楚的专家学者和科学家，以及像张瑞敏、王石、丁磊那样的民营企业家和姚明、刘翔那样的体坛名将。最近，中山市委市政府提出的建设文化名城的战略目标，也就是要在尊重历史、把握现实的前提下，汇聚各路精英，继往开来，推陈出新，重铸中山文化和中山城市的辉煌。
著名的文化史家斯宾格勒曾经断言：“一切伟大的文化都是城市文化”，“但是真正的奇迹是一个城市的心灵的诞生”。新时期中山文化名城的建设，期盼的同样将是中山城市文化和城市心灵的诞生。一个以“博爱、创新、包容、和谐”为市民精神的城市，一个有着自由的心灵和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态环境的城市，一定会成为名人荟萃、名星璀璨的名城——
“人以地名，地以人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