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法律改造社会
　　关于法律与社会到底谁改造谁的问题上，目前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应当是用法律来改造社会，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应当用社会改造法律。这两种不同的观点实际上代表着人们对社会和法律关系的不同看法。笔者认为，这种矛盾的出现不是命题本身出了问题，而是目前我国很多与法治对立的文化观念，借助了社会、国情、特色否定了法律对社会的改造。诚然，任何法律的移植都应当注重对本国国情的考虑，但是到底什么是国情，谁来认定国情是我们必须要讨论的问题？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进程中，要提高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能力，就要摈弃这种用社会改造法律的思想，避免在法律的适用过程中出现的不一致，导致出现各种不同的特权阶层，破坏法治的权威性。这就要求我们在处理法律和社会的关系中，要坚持用法律来改造社会，将全人类共同的智慧用于改造我国社会积弊，最终实现尊重公民权利，实现人的自由的和解放。

　　■用法律话语构造意识形态
　　法治思维用简单的逻辑表达就是把法律作为修辞来讲法说理，就是在法治理念的基础上用法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前提就是要尊重法律的独立性与自主性，让法律在思维决策中起到支配作用。从特征上来看，法治思维是一种独断性的思维，严格恪守法律决断论。然而，这并不是说在思维决策的过程中只考虑法律这唯一因素，而是强调任何对思维有影响性的因素都需要经过法律的过滤，纳入法律的框架下予以考虑，以排除思维决策的武断性和任意性，从而能够将权力真正装进制度的笼子。因为权力都有自我扩张的愿望与能力，都可能因为对利益的过度追求而失去理性。
　　这种法律的过滤强调所有的因素都应纳入法律的考量，即使在涉及政治、道德领域的时候也不例外。在过往的法治实践活动中，我们对法治的追求总是存在着一定的价值序位，往往法治总是排在了政治之后。久而久之，法治就沦为了政治的附庸，在与政治的互动中，永远扮演着配角。这种现实的存在对我国法治建设极为不利。
　　在法治思维的维度里，不是不讲政治，而是要求政治和法律的地位至少是平等的。政治应当受到法律的约束。而且从理论上讲，只有政治诉求是符合法治基本要求的，才是人民应当拥护的政治。这就说明政治和法律本身并不矛盾，其目标都是符合人民的意愿，因此二者之间的地位也就不应当存在孰高孰低的等级之分。
　　达到这种状态，就需要在意识形态领域矫正这种扭曲的关系，用法律言辞来重新构造意识形态，形成一种普遍讲法说理的新秩序。在这种新秩序中，领导干部能够运用法治思维对抗政治的强势，合理地融合政治与法治的诉求。

　　■用法治消解政法思维
　　与法治思维相对的，除了人治思维以外，还有政法思维，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讲，政法思维对法治思维的制约是根本性的。因为政法思维就是从政治的角度去观察法治问题的思维倾向，以维护权力为核心。
　　在政法思维中，最容易出现两种弊端：一是法律被当成是一种工具，为政治经济服务。既然是工具，那么在使用的过程中就可以有选择性，甚至在某些时候被抛弃。在这种法律工具论的支配下，法律成为了某些阶层“草船借箭”谋取私利的工具，甚至沦为打击报复的重要手段。二是在政法思维的主导下，法律在执行过程中承载了太多的目标。法律本来的目标是要实现人类的公平正义，但是在政法思维的影响下，法律不仅仅要维护公平正义，同是还要承载政治方向正确、社会稳定，维系权力等功能。在这种目标的牵制下，分散了法治的应有功能，导致法治实践水平低。
　　政法思维也不是没有看到这些弊端。如在法律的执行过程中号召人们要提高道德修养，将人的道德修养，政治品格纳入执法考量的因素，希望通过对道德修养、政治素养的宣传普及弥补法治功能的缺失。然而，这实际上对法治是一种更大的伤害。因为法律制定过程本身就是将影响人思维的各种因素都剥离出去，只从尊重人本性的基础上做出制度架构，而执法中把立法本身剥离的东西又重新添加到法律中去，不但造成立法工作的多余，而且导致前后逻辑不一致，影响法治的实现。
　　因此，要提高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就应当消除政法思维的绝对性，避免政法思维对法治思维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