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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树宏:诗心永远为祖国跳动——《共和国之恋》创作手记

诗心永远为祖国跳动
——《共和国之恋》创作手记

文/丘树宏

    2007年10月9日,中国诗歌学会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我的诗集《以生命的名义》研讨会。研讨会上新老诗人和诗评家的表彰与批评确实让我受益无穷,但是,当时对我和我妻子两人同时感到深受启发和震动的,却是一个将军诗人提出的一个建议。他在发言时认为我一直以来写的大多是短诗,按照我的阅历,特别是我目前的实力,应该也可以尝试着写一写长诗了。

    记得散会后步出会场时,我正咀嚼着这句话并准备把我的感觉告诉妻子,没想到走在身旁的她倒抢在我前面说,将军诗人的建议说的正是时候,你的诗歌创作确实正处在这一个节点上。

    就这样,将军诗人那一句也许是他自己很不经意的话,却成了我十分经意的一个创作转折点,起到了而且还正在起着重要的作用。

    因为这一句不经意的话,为了我自己十分经意的计划,2008年,我开始着手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长诗的创作。我是改革开放的直接受惠者,有了改革开放,才有了我参加高考从而改变命运的机会;我又是改革开放实践的直接参与者,我几乎一直在改革开放的第一线工作,参与、设计甚至策划和组织了许多属于改革开放事业的事儿;我还是改革开放的研究者,我在工作的同时,一直探索着改革开放实践的思考和研究。这既是我特有的优势,更决定了作为诗人的我一种责无旁贷的的使命。经过一段的思考和准备,我首先对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创作的珠海经济特区题材诗歌进行修改、整理,以至再创作成了大型组诗《珠海,珠海》,先后刊发在《南方日报》和《诗刊》上,引起了一定的影响,还获得了《诗刊》社当年的主题征文特别奖。其次,借着2008年"五一"黄金周的时间,我几乎是一气呵成地写出了近300行的长诗《30年:变革大交响》。2008年11月1日,《光明日报》罕有地拿出几乎整个版面全文刊发了这首长诗,并在头版发了导读,在全国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接着,诗刊社和广东省作家协会专门开了研讨会,广东电视台制作了电视诗歌播出,一些报刊纷纷予以转载,一些城市的改革开放30周纪念活动,都选用这组诗来朗诵并作为重头节目。

    初试牛刀,小获成功,野心竟然就大了起来。2009年春节期间,我决定创作一首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60周年的长诗。也正是这个时候,广东省委宣传部和省作协正在筹备出版一套向新中国60年献礼的著作,要求我负责完成一首1000行以上的长诗。我毫不犹豫就满口答应了。但工作一开始就碰到了两个难题。一是如何写前30年,尤其是如何写"文革"。最早草拟的提纲,是准备将共和国60年放在中国五千年历史这个大环境来写,分别从5000年、1000年、100年、60年这四个阶段来体现。这样,60年的分量就会少一些、凝练一些,就可以集中一些、概括一些,前30年包括"文革"10年也就可以一跳而过。然而这个计划很快就放弃了,因为这首长诗的重点应该是建国60年,而不是其前面的历史。更重要的是,反映60年,无论如何也不能回避前30年和"文革"这段历史,反而一定要直对它。第二个难题是自己刚刚写了《30年:变革大交响》,如何做到既不重复,又要重点反映出后30年的重要历史进程,这也是很头痛的事情。由于这两个问题,有一段时间思路几乎处于胶着状态,停滞在那里了。

    好在确实是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压力越大反倒兴趣更浓、动力更大。这是个挑战自己的好机会。于是,我决定先不忙着思考提纲,而是回过头来重读历史。但当我真正围绕着长诗的构思进入回忆和思考的时候,却几乎要马上打退堂鼓了。我忽然发现其实自己是几乎没有读到过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历史的!原来在小学、中学,甚至是在大学期间所学习的历史知识,几乎是要彻底忘掉的东西,甚至多是些值得怀疑的东西,不学还罢了,学了反而误导人,甚至害人。走进社会的这二三十年,又没有很好地坐下来系统地研读新出版的历史书籍。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自己都被自己吓坏了,我觉得自己是不是太不自量力了。然而我已经信誓旦旦地答应了省里,省里也来不及找其他人了。我已经没有任何退路。强大的压力之下,我又转念一想,自己何不借这个机会,重新系统地学习一次历史,以补上人生的这个重要遗憾和空白呢?为此,我上网搜索选择了二十多部国内外出版的有关中国历史的书籍,并委托书商尽快购买。就这样,我用了一个多月的业余时间,突击阅读了这些书籍,包括费正清、费维恺的《剑桥中华民国史》,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读了台湾柏杨的《中国人史纲》、美籍华人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包括最近国内出版的几本反映建国60年的书籍,甚至还买了少年儿童版的中国古代传说故事来读,突击恶补了许多历史知识。当然有些是精读的,有些是粗读的。随着阅读量的增加,信心逐步增强,思路也逐步明朗起来,新的提纲就慢慢浮出水面,并形成了今天的这个框架。总的思路是从5000年说起,到1000年、100年作为引子,再过渡到60年,而60年又把侧重点放在后30年。最大的构思收获是单列了一章"国之觞",集中反映前30年尤其是"文革"10年的历史伤痛。这个构思对我确实太重要了,当我在提纲上敲打出"国之觞"三个字后,一直搁在心头那块沉重的石头这才砰然落地,精神才为之一振,思路才豁然开朗。是啊,历史,对于人类的历史,尤其是对于沉痛的历史,我们怎么能回避呢!对于沉痛的过去,忘却就是背叛,回避就是懦弱,粉饰更是犯罪。我们不能忘记历史,但决不是去仇恨它,而是要记取教训,吸取经验。在我看来,无论是政党,还是国家,都是人格化的生命体,我们的作品,既要颂扬她的成就,也要鞭挞她的失误,这才是正确的态度,这才是真正的文学,这才是真正的诗歌。

    按照传统的说法,《共和国之恋》是政治抒情诗,但我更愿意称它为史诗,或是颂诗。对于这种体裁,一直以来,特别是近些年来,似乎是颇有些人不以为然的。有人认为诗歌就应该是自我的,也有人认为诗歌就是反叛的,颂歌不应该存在。对于这一点,我觉得根本无须去争议,这是个伪命题,因为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上说,我们的古人早就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诗经的风、雅、颂,不就是实证吗?国外的情况其实也是一样的。我们不会去排除"风",我们也需要"雅",我们也希望"风雅"之士不要抗拒"颂"。风、雅、颂,加上也许还有其他体裁,才构成了诗歌的整体,才是诗歌的全部。就颂诗来说,我们现在要考虑的问题,在于如何改善和改革政治抒情诗、或者说是颂诗的写法,尤其是改变曾经很严重的假大空的弊端,让颂诗真正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心灵,贴近真善美。而史诗性的颂诗,则还要走向国家、民族和人民,走向绝大多数人的内心世界,走进他们的生活和命运。这才是颂诗的出路,才是颂诗的根本。在《共和国之恋》的思考和写作中,我试图做了这方面的探索。

    写史诗性颂诗的一个最难之处,是既要客观地叙写历史和现实,又要在诗中表达自己的看法。而这些,其实在构思、选材和布局谋篇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写作只不过是文字对其的"具象化"。新中国60年,相对而说,前30年教训大于成就,后30年成就大于教训。基于这种定位,我给了前30年五章,而给了后30年六章的篇幅。在前五章,除了痛说历史悲剧,也用三章的篇幅,客观地歌颂了新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外交等方面的成就。在"国之殇"一章中,集中概括了前30年、特别是"文革"10年的惨痛历史,接着选择恢复高考这一重大的历史转折性事件,从"老三届"的迷茫延伸到"新三届"的晨曦,再过渡到"春天的故事"而进入后30年。后30年,共和国确实是沧海桑田、翻天覆地,成就巨大、可歌可泣,在大唱颂歌的同时,也在第十一章中用一定的篇幅叙述了长江洪涝、"非典"灾害、汶川地震的旷世灾难,但与前30年的情况的根本区别是,前者主要是人这个"主体"对社会这个"客体"的"人祸",而后者主要自然对社会的"天灾",因此我对于前者,用的是痛心疾首的鞭挞,对后者则是对国家、民族和人民这个"主体"行为的感天动地的褒叹。

    与风、雅这两种体裁不同,颂诗叙述什么、描写什么、歌颂什么、反对什么,都要旗帜鲜明,绝不含糊。这就在艺术手法、谴词造句上,首先要让人读得懂,看得明白,知道作者的价值取向,玩不得雾里看花、弯弯绕、捉迷藏、猜谜语,更不能把诗歌写成天书。当然,颂诗也要反映感知感受,追求意境意象,讲究妙句华章,但这些都要以让人读得懂、看得明白、知道作者的价值取向为前提和目的。因此,我的颂诗写作,原则上都是坚持中国诗歌的传统,坚持那些传统的艺术手法和基本元素,比如工整、对仗,比喻、起兴,押韵、意象,环复、回应,等等。当然,这些都是相对而言的,并不可能要求得象格律诗那样非常绝对。我特别主张的一点是,不管是颂诗,还是史诗,即使再长,也要基本做到既能够阅读,也能够吟咏和朗诵,千万不要采取将散文或散文诗分行排列,就称之为诗歌的办法,颂诗必须坚决排斥这种现象。

    写诗30年,各种体裁和题材都尝试过,并且数量不小,有爱情诗、哲理诗、旅游诗,也写过朦胧诗,甚至是所谓的先锋诗,所出版的6部个人诗集中,基本上都有以上风格或体裁的作品。30年来,冥冥之中好象与所谓的政治抒情诗,即本文所说的颂诗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关系。这类诗歌,最早的有1978年写的《生命的觉醒》,那是带朦胧诗味道的颂诗,后来又有《我在春天的宴席上做客》,这已经是典型的颂诗了,正式在省一级报刊发表的,是1980年10月在《羊城晚报》所发表的《北风吹过》。在珠海工作生活后,由于角色的转换,颂诗写作便成了我诗歌创作的一个特点,虽然我还不断地写其他各类的诗歌。近几年来,诗歌界干脆封了个"时代歌者"的头衔给我,也不管我愿意不愿意,社会是否承认,是不是准确。但就写颂诗来说,确实是我自己的一种文化自觉,一种创作追求,也是一种无可回避的心灵使命,说到底是我的宿命。追根溯源,这确实是与一个人的成长和命运紧密相关的。少年和青年时期,因为家庭出身的原因,我经受了虽然学习成绩最优秀却不能招工、当兵、提干、推荐上大学,虽然同样是强劳力,却不能与其他人同工同酬的不平等待遇。改革开放后,我和我的家庭都能够让身心充分释放,平等地沐浴普天同照的温暖阳光。我想,个人的际遇,原来是那样地与祖国的命运不可分割!我们都是儿女,祖国就是母亲,我们的脐带,那根看不见的脐带,是永远和祖国母亲血肉相连的。我们是一个一个的生命体,祖国同样是人格化的生命体。既然是生命体,就既会有成就,也会有过错。不管是美是丑,是对是错,是好是坏,作为母亲,作为儿女,都是不可改变的事实。苦难时,我们只能与母亲一起煎熬、一起坚持、一起抗争;快乐的时光,我们要与母亲一起欢笑、一起憧憬、一起奋进。我们爱母亲,就要爱她的一切,爱她的美丽,赞颂她的成就;也要包容她的缺点,当然可以也应该爱着她而鞭挞她、改进她。从泱泱时空看,某些阶段性的过错真是既可恨又可笑,我们赞颂母亲的时候既不要对她的过错忽略不计,又不要纠缠不休,更不能老是停留在个体的仇恨里。60年,我们的共和国已经改变很大很大,尤其是近30年,我们的共和国在世界上已经与以往不可同日而语,作为她的子民,我们也已经与以往不可同日而语。虽然还有着那么多的不足和问题,然而谁没有呢,哪个国家没有呢?在共和国60华诞的时候,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颂扬她、祝福她呢?相对于共和国所走过的艰难路程和取得的辉煌成就,我们确实是太麻木、太苛刻了,我们的颂诗确实是太吝啬了。记得十多年前,我就曾经有感而发:面对改革开放的历程和成果,我们的文学有愧,我们的诗歌有愧!今天,在改革开放30周年、在共和国60华诞的时候,我同样要发出这样的慨叹:30年,60年,诗人们都到哪里去了?!因此,我非常乐意地奉献出《共和国之恋》这样一首长诗。我深知我的作品还很不成熟,但我的诗心永远为祖国跳动!我愿意把它作为共和国的一个儿子献给母亲生日的心意和礼物,也希望将它作为自不量力抛出的一块"砖",以引出更多的共和国颂诗的"玉"来,从而共同谱写出一支共和国60年华诞颂诗的大交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