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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唐天空闪耀中山星群

我市将推出“中山人在京津唐”大型人文项目

孙中山三次莅临北京、三次抵津门，也多次到过唐山，为“终结帝制、开创共和”奔波：唐绍仪在北京出任中华民国首任内阁总理；郑翼之在天津展现香山买办和实业家风采；唐廷枢在唐山开创中国近代工业先河……近现代以来，中山（香山）人活跃于京津唐舞台，为当地和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作出重要贡献。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 周年，在纪念辛亥百年之际，我市将在北京、天津、唐山推出“中山人在京津唐”大型人文项目，深入挖掘京津唐地区丰富的中山历史文化资源，旨在大力实施文化名城战略，做大孙中山文化品牌，提高城市文化品位，为中山新一轮发展注入强大精神动力。

北京、天津、唐山，离中山很远——一南一北，千里迢迢。

北京、天津、唐山，与中山也很近——近现代以来，因缘际会，中山人与三地结下不解之缘，至今留下了许多中山先贤的身影和足迹，也留下中山文化的魂。回望历史、寻找文化之根，中山人的心灵与三个地区贴得更近、走得更近……

在近现代史上，北京是中国政治、文化中心，天津又是北京的门户，唐山是当年洋务运动的“试验田”，在这样有着厚重历史地位的三个地区，“开风气之先、领风气之先”的中山（香山）人当然不“执输”，他们有的投身于政治，有的弄潮于经济，有的献身于文化、教育、艺术等，在各自领域开创一片天地，传播中山文化，为所在地区，为国家和民族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做出过积极贡献。家乡人为这样的先辈而感到自豪和骄傲。

中山在京津唐有过什么样的名人？中山人在当地做了什么？留下什么？翻开有关史料记载，你会发现一连串大名鼎鼎的中山人——孙中山、唐绍仪、唐廷枢、唐国安、王云五、蔡绍基等等，他们在京津唐三地历史大舞台中尽情演绎自己的传奇人生，他们开创的事业、历史功绩为后人赞颂，更为家乡人民所敬仰所铭记……

（一）

中山人在北京，首先应提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一生为“终结帝制、开创共和”而跑南闯北的孙中山，曾三次莅临北京，最后还病逝于北京。

1894年夏，28岁的孙中山第一次到北京。当时甲午战争爆发在即，但北京仍在大肆筹备慈禧太后六十大寿。从西直门到颐和园沿途要搭建经坛、戏台、牌楼等景观，为庆寿花掉白银219万两。他沉重地说：“最后至北京，则见清朝政治之龌龊，更百倍于广州。”正是这次北京行“窥清廷之虚实”，更坚定了他推翻清廷以救中国的决心。

1912 年8月北上，孙中山第二次来到北京。当时推翻帝制不久，全国时局动荡，为巩固共和，稳定政局，促进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团结，他与各方频繁会晤，极为繁忙，有时一天要安排三四次活动，北京的许多地方留下了他忙碌的身影。

最后一次是1924年12月31日抵达北京，1925年3月12日在京逝世，孙中山在北京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后的岁月，停柩北京碧云寺。

伟人到北京次数不多，但都是在“终结帝制、开创共和”的关键时刻，三次北京行影响深远。北京期间，他曾入住香山（中山）会馆，多次到湖广会馆演讲等，这两个会馆至今保存完好。现在湖广会馆已成为当地的一处文化圣地。

北京对孙中山来说，可能是个“出差地”，但对孙中山老乡唐绍仪来说，应是其人生重要工作地点，他在北京演绎了自己人生高潮——出任“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

唐绍仪一生履历复杂，天津、上海、北京以及老家中山都留下的身影，后辈对其评价甚高：他是近代第一位致力于收回海关控制权的人，他在维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收回国家海关大权、支持孙中山革命等方面有着突出贡献。

在北京，时人津津乐道的是他作为清廷专使于1904年、1906年两次在北京与英国人谈判，维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事迹。他有理有节、坚定地向外国人发出“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西藏，西藏从来就在中国的版图上，是中国领土的一个部分!”的声音，迫使英政府让步，签订了《中英新订藏印条约》，废除了两年前英藏双方签订的所谓《英藏条约》，使英政府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个地方政府，从属于中国。与英谈判，唐绍仪维护了民族利益，并突出地表现了他热爱祖国的思想。这是他在为清朝之臣时的光辉，达到了他人难以企及的高度。在当时北京政府要员中，除了唐绍仪外，我们还可以见到其他中山人的名字，如民国海军总长程壁光，学贯中西、文武双全的民国“儒将”蔡廷干等。
作为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近现代以来，在北京的中山人更多集中于文化、教育界，他们在各自的行业和领域别有建树、独领风骚。如北京清华学校（清华大学的前身）的第一任校长唐国安；曾被孙中山任命为大总统府秘书、创立了《四角号码检字法》的著名出版家王云五；中国近代绘画史上著名的艺术教育家和画家、中央美院首任校长郑锦，还有方成、黄苗子、萧淑芳、古元……

孙中山曾多次到湖广会馆演讲。

（二）

作为北京门户、地处渤海前沿的天津，近现代以来都是中国重要的经济中心，中山人的先辈们也在此立足打天下，影响深远。孙中山、唐绍仪、唐廷枢、蔡绍基、郑观应、郑翼之等人都在这里留下过足迹，成就人生的光辉一页。

我们知道孙中山先生一生的革命事业与天津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也曾先后三次莅临天津。

第一次来天津是上书李鸿章，提出了革新的政治主张，被拒绝后，转赴檀香山，创立了兴中会，提出了推翻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纲领。第二次来天津是北上会见袁世凯，途经天津时,在天津发表了三次演说,阐明了祖国南北统一发展经济、振兴中华的思想。第三次来天津是为了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废除军阀统治，提出了召开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政治主张。孙中山的三次天津之行，既是他个人一生中的重要转折点，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

另外在袁世凯的“洪宪帝制”和“张勋复辟”之时，孙中山指示在天津的国民党人做了大量的反复辟工作，同时号召军队和人民对其进行讨伐，最终使帝制未能再行于中国。孙中山逝世后，天津各界人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表达了天津人民对孙中山的深切缅怀和无限崇仰之情。天津目前有不少街道马路、公园以“中山”命名。

中山（香山）人蔡绍基在天津近代史上名气也很大。他是清朝同治十一年（1872年）首批留美幼童之一，入耶鲁大学学习法律。归国后任大北电报局译员、上海海关译员。后随袁世凯赴朝鲜，担任袁之幕府。归国后曾任天津外事局长、天津北洋大学首任校长、天津海关总监、天津海关道台等职，卒于1933年。至今天津还保留着一个名叫蔡园的园林，那曾是蔡绍基的家。

这里要特别介绍中山三乡籍老乡郑翼之。俗称“太古郑”的郑翼之，是当年的天津四大买办之一，也是天津租界的大绅士，天津广东帮的中心人物之一。同是，他还有一个外人不是很清楚的身份——中国近代著名改良主义思想家、实业家，《盛世危言》的作者郑观应的弟弟。

1877年，16岁的郑翼之随兄郑观应到上海，进入英商太古洋行。1881年，上海太古洋行决定在天津设立分行，英总经理斯维尔指派郑翼之随同洋员北上进行筹备。1886年，26岁的郑翼之当上了天津太古洋行的买办。

郑翼之在天津买办生涯很成功。其发家靠太古糖。十九世纪初中国的糖业，太古洋行处于第一位。早在1882年太古洋行就集资20万英镑在香港设立太古糖坊，将爪哇所产粗糖精制成砂糖、方糖等各品种的食糖行销中国。太古洋行在香港利用廉价劳动力生产糖又自己承担推销，在生产、贩卖两个阶段的剥削都有很大利润，因此太古洋行一在天津销售食糖，立刻将其他洋行的食糖生意压下去，形成独霸市场的局面。

郑翼之本人自从当上太古洋行买办到上世纪二十年代他去世的35年间，郑家的财产丰厚。

郑发迹后，主要投资于中外股票及房地产。在天津英租界内外和上海等处买进多处地皮，置有湖北路、大沽路等处大片住宅。此外，他在上海创办了益顺盛报关行，并开设有开平煤栈及山海关锦州煤栈等。他去世后，其两个儿子先后继任买办，直至1931年。

当年力推的太古糖品牌，至今还是业界的知名品牌。

郑观应的弟弟郑翼之为当年天津四大买办之一，天津广
东帮的中心人物之一，在湖北路、大沽路等处置有大片住宅。

（三）

历史上中山有名人在唐山吗？这个名气不算大的中等城市，在现在的大多中山人眼中，恐怕只因大地震，才知道有个唐山。但事实上，近现代以来，中山人与唐山有着密切关系。

说到唐山的中山（香山）人，必须提到中国近代早期著名买办、洋务活动家、近代工业商业先驱唐廷枢。

1876年11月，受李鸿章委派，唐廷枢来到了环渤海地区考察唐山煤铁资源及其开采价值，并主持开采开平煤矿（今开滦矿务局），也是在唐廷枢的倡议和主持下，中国自营的第一条铁路——唐胥铁路，中国自营的第一家水泥厂——唐山细棉土厂，中国的第一台蒸汽机车——“龙号机车”等相继在唐山诞生，成为唐山经济发展的引擎和动力。

据记载，唐廷枢利用香山的优势，将香山泥田厂的黏土与唐山的石灰结合，建立了唐山细棉土厂，制造水泥供应开平矿务局。香山与唐山之间的资源产业链不仅形成紧密关系，而且使文化交流变得非常频繁。唐山大地上，还曾留下孙中山的身影。1894年，孙中山偕陆皓东来到环渤海地区，传播自己发展实业和进行革命的主张，在唐山秘密发展兴中会会员，培养着第一批革命骨干。1912年9月，孙中山在黄兴、宋教仁、胡汉民、王宠惠等人陪同下，第二次来到唐山考察唐廷枢开创的实业，并为唐山实业制定了远景规划。孙中山在唐廷枢开创的实业布局基础上，增加了依港兴国、依路兴国的设想。他在《建国方略》中写道：“拟建筑不封冻之深水大港于直隶湾中”，“计划之港为大沽口、秦皇岛两地之中途，清河、滦河两口之间，沿大沽、秦皇岛间海岸线岬角上”，“以为世界贸易之通路”，“与纽约等大”。

1984年，唐山根据孙中山的遗愿开始谋划北方大港。1989年，北方大港正式动工兴建。目前，唐山港已经发展成为具有京唐港区、曹妃甸港区，并带动四点一线和四大功能区建设，跻身全国前列的深水大港。伟人孙中山的遗愿正在变为现实。

在唐山，还有一批特殊的中山籍群体，他们是铁路工人以及他们的后代。唐山市广东路，在“唐山大地震”前曾有“孙家庄”和“陆家街”，聚居着以南朗左步村孙氏和崖口陆氏村民为主的中山人。一百多年前，唐廷枢从香山招聘乡民到唐山参与中国最早的铁路建设，这批人以及他们的后人曾在中国兴建铁路初期占主要的地位，也在中国铁路建设初期开拓和管理中起了骨干作用。
现代一些学者认为：中山实业文化北移，植根环渤海地区，成为唐山文化重要源头之一。中山文化的实业文化、革命文化两大主题成为唐山文化的基因，影响过唐山文化的形成。

唐廷枢在唐山主持开采开平煤矿（今开滦矿务局）、中国自营的第一条铁路———唐胥铁路等。

（四）

近现代以来,中山人在京津唐三地的事迹以及“威水史”还有许多,如目前北京还活跃着一大批中山籍名人，如著名画家黄苗子、漫画大师方成、《弯弯的月亮》作者李海鹰、奥运“福娃”造型主要设计者和兔年邮票设计者吴冠英、中国时装设计奠基人张肇达等。所不完全统计，如今在京的中山籍文化名人有50多位。

由于篇幅所限，不能在这里一一介绍，同时，由于史料所限，我们对一些先贤的事迹也只是粗线条地了解，他们当年在当地的具体情况还有待深入采访、挖掘、整理。下一步，我们将通过“中山人在京津唐”项目，对他们进行更详尽的报道。

近现代以来，为何有这么多中山（香山）人不远千里转辗京津唐以及全国各地？他们为何能扎根当地并取得这样“掷地有声、历史留名”业绩？当然这绝不仅是因缘巧合，这主要归功于中山文化的力量。

原广东社科院院长、原广东社科联主席、著名历史学家张磊有过很好的总结——先是由于地缘与人缘的契机，它较早成为中西文化交融地域，得以开风气之先，又能领风气之先。人文化精神高扬，呈现群星灿烂。众多政治家、思想家、学者、艺术家……堪称光彩夺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员虞和平也曾对此高度评价：香山人在洋务运动的关键领导发挥了关键作用，推动了中国前现代化的进程。这不是偶然，而是历史的选择，它体现了一个区域群体所共有的爱国、务实、敢为天下先及具世界眼光等特质，这是一种文化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