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全民修身行动理论研讨会举行。

    昨日，值开展全民修身行动即将“满岁”之际，光明日报与中共中山市委宣传部联合举办全民修身行动理论研讨会，旨在请各位专家学者为中山全民修身行动把脉，以提供更为强大的智慧支持。
　　中央文明办二局局长涂更新，光明日报社副总编辑方正辉，中山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薛晓峰，广东省社科联主席田丰，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党组书记汪一洋等领导以及近30名国内知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研讨会。
　　2011年9月20日，为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公民道德建设，在《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颁布10周年之际，中山市在全国率先开展全民修身行动，通过公民意识培育行动、城市精神光大行动、新老中山人融合行动、领导干部尚德行动、和美环境营造行动等十项配套行动，培育现代公民，凝聚道德共识，提升城市形象。一年即将过去，全民修身行动如何向纵深推进，专家学者就此提出了不少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全民修身成为知行合一的生动实践
　　薛晓峰在研讨会上指出，开展全民修身，是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一项根本举措，是解决思想道德文化建设两大倾向性问题的重要抓手，是寻求社会和谐善治三个维度 （“依法治市、以德立市、以文润市”）的重要契合点，是实现全民共建共享幸福和美家园四大愿景的重要手段。
　　行动启动以来，中山始终坚持以“全民”为主体、以“修身”为本、以“行动”为落脚点，始终坚持“虚功实做”的原则，虚实结合、虚中有实、以虚促实，使全民修身成为知行合一的生动实践，形成了全民共建共享的生动局面，取得了初步成效。
　　首先是科学谋划，探索机制，激发了思想道德文化建设的内生性动力。中山提出了公民意识培育行动、城市精神光大行动、优良品德倡导行动、公共文明实践行动、传统文化弘扬行动、幸福能力提升行动、新老中山人融合行动、阳光少年自强行动、和美环境营造行动、领导干部尚德养廉行动等全民修身十项行动，将全民修身贯穿于“十二五”时期，制订了五年计划，划分为启动年、普及年、巩固年、深化年、规范年；其次是三管齐下，各方联动，呈现出百花齐放、全民认同的生动活泼的局面。通过党政引导、社会发动、全民参与，推进全民修身顺利开展；最后是虚功实做，内修外化，奠定了社会和谐善治的人文基础，以“行动”为落脚点，以修身学堂为平台，以修身实效为依归，推进修身行动取得实效。
　　修身行动"满岁"成效显著
　　12日下午，参与全民修身行动理论研讨会的专家学者们，饶有兴致地亲身体验烟洲书院，并和当地市民一起上了一堂修身课，亲身体验了中山推进修身行动的路径和成效。
　　据统计，截至8月初，全市已建立修身学堂600多间，8个镇区试点建设机关修身学堂、居民（村民）修身学堂、企业修身学堂、学校修身学堂、新中山人修身学堂、服务业修身学堂等六大类"修身学堂"。修身学堂以"身边人讲身边事、身边人讲自己事、身边人教育身边人"的方式，开展宣讲活动3500多场次。据中山文明办组织的全民修身课题抽样调查显示，98%的受访者认为修身行动感染了自己，95%的受访者表示愿意加入到修身行动中。
　　修身行动开展以来，市民文明素质不断提高，明礼诚信氛围浓厚，志愿服务蔚然成风。例如，公安系统结合文明城市创建实施"文明交通行动计划"，交通违章明显减少，行人和非机动车遵章率达到95%以上，比开展活动前提高15个百分点；卫生系统开展"大医精诚齐修身"，首创全国"无医闹"城市模式，医患关系日渐改观。
　　据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发布的《2011中国城市发展综合评价报告》，中山市科学发展综合指数排名全国第9位，比上一年大幅跃升了l6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2年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显示，中山社会环境和创新环境两项指标进入全国前十，特别是社会环境排名内地第一。
　　与会专家对中山全民修身行动的路径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中央党校教授、中外哲学教研室副主任王杰指出，人们生活幸福感的提升，不仅需要物质基础，也需要道德、信仰和文化的内在支撑。"中山首创全民修身行动，可以说是走一步看到了第二步甚至第三步。"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副主任韩冬雪指出，由政府引导市民进行道德建设，中山此举对全国都具有示范作用。省委宣传部理论处处长丁晋清结合新时期的广东精神，用"厚德博爱，诚信和谐，敏行创新"12个字对中山全民修身行动进行概括。
　　建长效机制实现修身常态化
　　薛晓峰表示，全民修身要依靠机制建设。探索建立全民修身积分制，开发"修身积分卡"电子系统，将市民参与修身活动、服务他人和社会进行加分，对损害社会的行为进行扣分，将积分情况与评优评先、干部晋升、外来人口入户入学等挂钩。此外，尽快出台《全民修身测评指标体系》，将全民修身行动的开展作为各级党政领导班子绩效考核的重要内容和文明社区、文明单位、文明村镇等文明创建考评的重要指标，实现全民修身行动的指标化、数字化、精细化管理。
　　此外，在目前已有的修身平台基础上，中山还要探索建设"修身体验馆"，将"一镇区一品牌、一部门一特色"的修身品牌浓缩其中，并依托镇区的职业教育资源，建立镇区"修身学院"，依托村（居）社区的家庭教育和社区教育资源，构建以社区"修身学堂"为站点、镇"修身学院"为中心、以市级"修身体验馆"为基地的三级实体网络，搭建"从基地到中心再到站点"的立体修身平台。
　　修身行动的活动载体也进一步丰富。据透露，今后中山将策划举办包括"修身高端论坛"、"全民修身博览会"、"修身达人榜"等活动，进一步擦亮全民修身品牌。倡导"微学堂、微修身"，探索开通中山市全民修身行动官方微博，发布格言、修身段子、哲理故事、家庭教育常识、修身新闻等内容，积累"修身粉丝"，大力策划草根性强的修身活动。
　　专家们也对中山下一步如何更有效推进修身行动提供了"妙计锦囊"。其中，丁晋清指出，一种精神和理念的宣传离不开一种固定的载体，并让老百姓自己进来，愿意进来。王杰也指出：全民修身行动应通过建立长效机制长期推行下去，还要培养一批修身引领者。汪一洋表示，通过全民修身，还要切实解决一些突出的民生问题。"比如中山此前已在着手解决的绿化、慈善等，每年要着重解决几个这样的问题。"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唐颖主持了研讨会，并要求相关部门认真梳理专家的观点，作为制定下阶段的全民修身行动的理论依据，并借助专家们的平台和学术研究，有效推动中山全民修身行动。

     ■方正辉：
　　（光明日报副总编）
　　中山市开展“全民修身行动”启示录
　　一是探索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路径。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条件。中山通过以德树人、以文化人，引导市民修养身心、涵养德性，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不断校正、树立与巩固建设共同精神家园所必需的社会主流价值取向，激发全社会坚定理想信念、呼唤道德回归的热情，实现社会个体幸福与整体幸福、享受物质幸福与感受精神幸福、全民共建共享幸福的互促共进。中山市积极挖掘全民修身行动内涵，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引，进一步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对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感染、影响和引领作用，通过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多种形式、渠道，充分发挥“以文化人”的教化作用。
　　二是探索构建公民思想道德建设的长效机制。中山市通过举行市民评选身边好人好事先进典型的活动，引导市民“积小善为大善、积小德为大德”，推动“知行合一”的道德实践，在全社会形成“好人好报”的共识，努力实现“教育一代人，引导两代人，影响三代人”的目标。中山全民修身的社会影响力和全民参与的主动性、自觉性不断提高。“学雷锋、齐修身、做好人”等主题活动，推动学雷锋常态化。中山市通过建设以市民为主体的“修身学堂”，引导群众自我开展公民道德教育，促使先进道德理念内植于心，外化于行，让修身转化为人人身体力行，个个看得见、摸得着，注重长效，促进思想道德建设真正落地生根。
　　三是探索创新社会管理,培育高素质现代公民的模式。“以礼立身、以德养心，以文化人”。中山市开展的全民修身行动旨在培养现代公民素质，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开展全民修身行动，就是通过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引导人、培育人，增强市民共建幸福和美中山的责任感，鼓励大家自力更生、自主创业、自谋幸福、自觉奉献；同时对于现实中的认识分歧、利益冲突，要理性看待并通过合法的渠道来反映和解决，把修身过程变成全体市民弥合分歧、自我教育、自我提升、互相启迪的过程，为新一轮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今年适逢党的十八大召开，并且是实施 《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的第5年，中山改革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提高公民的素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田丰
　　（省社科联主席、研究员）
　　修身就是践行新广东精神
　　全民修身是深入人文理性的一次全新探索，中山是改革开放的前沿，之前还是近代化最重要的起源地，因而有这样好的传统。在全民修身那里则是充分体现其文化自觉，中山的修身活动着眼于 “以文化人”，培养现代公民，践行新广东精神找到了结合点。
　　现在的我们面临的是经济转型，道德建设面临很多新问题新矛盾，要做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就是通过无形之手与有形之手的相互作用，达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达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统一。大力培育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道德精神，形成法律和道德、权利和义务、真善美结合的新广东精神，提高全体干部群众素质。民生在全民修身中是检验干部工作重要的尺度。
　　■汪一洋：
　　（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党组书记）
　　全民修身具有现实价值
　　全民修身具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历史上我们就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文化传统，作为现实价值就是幸福广东的核心任务的重要内容，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现在面临的是从经济到文化，从物质到精神层面的转变，现在谈全民修身正是这些转变的体现，它与广东精神“厚于德，诚于信，敏于行”是完全契合的。
　　而全民修身有利于解决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一是精神缺失的问题，二是道德滑坡的问题，三是公务人员的勤政廉洁的问题。全民修身要成为中山软实力的文化载体，必须注重以下几个方面的结合：注重现代文明和时代精神建设相结合，注重与制度建设相结合，注重培育社会组织发挥市民的自我管理能力，注重解决民生突出的问题。全民共建共享，修身修行结合一体的“善治”。
　　■孙春晨：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中国伦理学会秘书长）：
　　全民修身行动是提高公民道德建设创新之举
　　全民修身行动的行为主体是每一个个体，修身的核心是提高个人的道德素质，因此，修身与个人对道德之于幸福生活的意义的认识密切相关。当一个人将道德修养视为幸福生活的重要元素时，就能主动地践行道德，努力去做一个具有高尚道德品性的人。但是，受市场经济工具理性和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实用主义、功利主义以及享乐主义等社会思潮的影响，道德价值受到了物质利益和经济价值的压制，导致一些人丧失了对道德的信仰，在行为中无视道德规范的要求，肆意妄为，更谈不上自觉地进行道德修养。在这样的社会道德环境下，政府对于公民道德建设的引导就显得尤为重要。中山市开展的全民修身行动是改变个人道德无力感的强力举措，以政府的名义进行以修身行动为载体的公民道德建设活动，表明了政府解决社会道德问题的态度和信心，符合人民群众的道德意愿。中山市将全民修身作为公民道德建设的突破口，切合了道德修养的个体性、自主性和主动性的特点，有助于激发人们内在的道德热情，推动人们从践行微小的道德行为做起，坚守自己的良知与道德底线，为进一步提升个体的道德修养打好坚实的基础。
　　■熊月之：
　　（原上海社科院副院长、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自我和谐是基础中的基础
　　全民修身行动，核心词是修身。众所周知，修身是儒家主张的通达大学之道中至为关键一环，是所谓八目之一，是不断提升个人精神境界的内功，是个体走向社会的基础。修身的关键是内省，是涵养德性，其实质是实现个人精神层面的自我和谐。
　　自我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关键的一环，也是基础中的基础。所谓和谐社会，是指社会各个层面、各种因素、各个环节之间处于有序协调的状态，其中涉及五对关系，即人我（个人与个人）、物我（人与自然）、群己（个人与社会，局部与全局）、今明（现在与未来），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即第五点，吾我（自我和谐）。
　　自我和谐，就是两个我处于协调状态。自我不和谐，就是两个我在打架。物质方面，贫困的不幸福，富裕的不幸福，不贫困、不富裕的不幸福，由贫向富发展的也不幸福。什么原因，在于对物质追求的定位不得当。成就感方面，到处是怨气、骂声，没有地位想地位，有了小地位想大地位，当了科长想当处长。什么原因？在于对成就感追求的定位不得当。社会生活中种种求富心理、仇富心理、怨上心理、怀才不遇心理、自己对自己期望过高、定位过高，家长对子女期望过高、要求过高，以及由此引起的种种矛盾与冲突，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相当复杂，但是，其中重要一项，是自我不和谐。
　　■韩冬雪：（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副主任）传统是另一种形式的主流
　　谈到道德的历史演变，中、西文化具有不同的文化传统，中国人重在对于生命的理解，西方的传统以宗教的形式出现。西方现代道德观是以诚信为核心的，中国文化在商品社会中没有建立自己的体系。特别是在“五四”以后，中国文化在教育层面上出现断层，传统的儒教断裂。那么中国的魂到底是什么？剔除现代化的因素，应该是以亲情为纽带的温和的群体关系，温情的纽带维系着中国人。传统是另一种形式的主流，让没有宗教的中国有所敬畏，那就是对于灵魂、生命的敬畏，让灵魂有更高的追求。中国的知识分子要担负起“文以载道”的重任，从传统中找到自己的文化并且继承下去。
　　■吴灿新：
　　（省委党校哲学系原主任、教授）
　　善治的基础在公民或民间社会
　　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对于社会发展中的国民幸福目标日益重视。为此，还提出了国民幸福总值概念。国民幸福总值（GNH）也可称国民幸福指数，它把主观幸福感作为一项指标，是反映民众主观生活质量的核心，是衡量人们幸福感的一种指数，也是制定发展规划和社会政策的一种重要参考指数。
　　与此同时，也提出了善治理念。善治理念可用九个特征来表述：回应、有效、高效、达成共识、透明度、促进法律规范、参与、诚信、公平和包容。
　　善治是一种最好的治理方式，其本质特征就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它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在一定的意义上说，就是进一步法治化的进程。善治实际上是国家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善治的过程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善治有赖于公民自愿合作和对权威的自觉认同，没有公民的积极参与，不会有善治。所以，善治的基础与其说是在政府或国家，还不如说是在公民或民间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