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神话角度写民族精神
　　从独特的视角切入，糅合了恢宏壮阔且激情澎湃的音乐语言，《神话中国》所展现给观众的，是一幅充满着民族特色与文化精神的音乐画卷。其浓郁的神话色彩及富有魅力的东方风格，在首演之后，便受到了高度关注。作品始于《盘古创世》，苏醒的盘古开天辟地，发奋创世，以深沉的音乐追溯文明的源泉。继而是《夸父追日》的浪漫与坚毅，在悠扬旋律中，其百折不回的精神折动人心。女娲与精卫的段落，被著名诗人、作家贺小松赞誉为“用音乐的形式把高高在上的神，还原为人，还原为崇高而又平凡的母亲”、“在音乐的波涛声中抛起了凄美的浪花”。及至《大禹治水》、《嫦娥奔月》，则寄寓着炎黄子孙的亘古哲思与美丽情愫。远古的神话借音乐的语言娓娓道来，展开了叙述与抒情。
　　这部大型交响音诗共由七个故事组成，每个故事分三个乐章，含序曲共二十二个乐章。而每个章节间既连贯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每个独立故事的音乐结构同时也是一部完整的声乐协奏曲。因此全长超三小时的演出，在首演后的专家座谈会上，就被评为“主题新颖、结构严谨、气势恢宏震撼，是一部可以写进中国合唱史的精品”。
　　交响合唱这种艺术形式，其特色在于人声与管弦乐队的交融。其音色圆润、醇厚、和谐、大气乃至清馨，技巧多变而富于“神似之灵动”感。而作为主旋律作品，《神话中国》的表现形式可算是种新的尝试。它用歌声营造出远古洪荒的意境与异域风情，在添加童声声部同时，融合民族管弦乐器的音色，从而扩充了交响合唱体裁在新时期的音乐表达能力，演绎出新型音乐理念与现代意识，兼带有网络与信息时代的社会人文烙印。
　　《神话中国》交响合唱音诗的研讨、创作，历时一年多，由中国歌剧舞剧院与我国著名的男中音歌唱家、中国合唱协会理事长田玉斌共同创意，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山作家郑集思写词，著名作曲家甘霖谱曲。作品在北京演出时的指挥姜金一是中国歌剧舞剧院国家一级指挥，被称赞“对作品有着深刻的理解和独特的演绎”。而广东站指挥王军，甘霖认为他“能够真正完全理解作曲家的作品内涵，既懂训练合唱团，也擅长指挥交响乐。”至于童声排练指挥则为中国合唱协会副理事长徐瑞祺。在这样的主创团队努力下，《神话中国》首演告捷，获得不少建议与好评。词作家宋青松评论道，“我在作品中能听见夸父逐日的脚步声，作品具备了强烈的画面感……《神话中国》一个最大的意义，就是它给中国的神话塑造了音乐的形象，进而用音乐塑造了中国的形象。”
                      民族的时尚的世界的
　　虽然《神话中国》追溯的是民族文化根源，引用的是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时的典故，但甘霖深知，“民族的东西必须时尚，否则就被标上落后的符号”，故此用国际化的音乐手法来创作。民族精神是个宏远的命题，而如何唱出中国人自己的声响，却是个难题。正如华中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所言，合唱引入中国后，尽管国人不断尝试创新，但依然缺乏真正具有说服力的中国合唱之声。因此《神话中国》不采取典型的西方交响模式，部分运用民乐，“融合民族元素、西方技法写民族音乐”。
　　甘霖说，“音乐创作的确需要博大开放的胸怀和全新的视角”，而从歌词角度出发，词作者郑集思对文学也秉持着这份共识。
　　在郑集思的笔下，《神话中国》变得温情脉脉，他自言“把神话作为家庭来写”。借歌词塑造人物形象，他解释道，夸父是敢作敢为的父亲；盘古是长者，是开山祖师爷；大禹的对唱充满着家庭情感；嫦娥则是个充满美丽幻想的年轻女子；而女娲是敢于担当的母亲，困难时的顶梁柱……在温情中紧扣积极主题，他对故事的内容也作了取舍，譬如嫦娥的典故，便只截取了最初飞天奔月的部分，而舍弃后来文人添加的“碧海青天夜夜心”的悔恨。因此其基调也是积极的，即便是那段曲调柔美的《月思》，也大有缥缈升腾之感，听之，如同在太空望地球。
　　以中国的神话为题材，作品里面还蕴涵着郑集思对中西文化差异的见解。他总结道，“西方神话是逃避，像诺亚方舟，避难而逃。而中国神话迎难而上，被海淹没就去填海，天塌了就补天，太阳在前方就追日，此志不渝。”
　　■对话
　　记者：最初为何以 “神话中国”为题材创作？
　　郑集思：神话中国的创作全属偶然。记得小时候家中订阅了《中国青年杂志》，里面有个章节叫《故事新编》，专门解释成语典故。当时便给了我文学性的启示，看到夸父追日的故事，第一感觉竟是这个逐日者很傻。在自己进行文学创作后，接触到谢选骏写的《神话与民族精神》，因此对神话的认识也就日益加深，但也仅仅是知识的积累，未及创作。
　　那年在广州进修时，听到王伟的飞机在南海被撞了下来。于是内心纠结，冲动着想写作，半夜便写下了《神话中国》的第一首歌词《夸父追日》。后来有朋友阅读后表示，从神话角度写民族精神、爱国情感，颇为独特。在他们鼓励下，我又意犹未尽地继续写足六首。作品搁了两三年后，得广东省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姚晓强先生为歌词谱了曲子，由韦唯演唱了流行曲版本。而事实上，如今歌颂祖国的歌曲，大多数都直接抒情，我就思考，能否变个角度。所以当时在撞机事件后，我在想，为什么我们的民族前进得如此艰难，一步步都是血和泪，就像夸父、女娲般迎难而上，去破解难题，去争取胜利。也正是这种心态与思考，驱使我写下这些歌词。
　　记者：从流行曲到重新谱写成交响合唱音诗，是什么契机促成后者的创作？与曲作者甘霖先生的合作又是如何开始的？
　　郑集思：在姚晓强谱曲后，我又增加了一首《愚公移山》，共七首作品。由于我创作时一直心潮澎湃，因此希望写出气势磅礴、具有冲击力的词句，是大江东去，而非小桥流水。所以最初能谱成旋律优美的流行歌，我也深感意外。后来不少专家们表示，这歌词更适合谱成合唱，以切合所追求的激情与感动。于是又搁置了七八年后，直到中国合唱协会理事田玉斌来到中山，感叹新合唱曲目不多，说起解放前有八个乐章的《黄河大合唱》，后有十个乐章的《长征组歌》，如今这个《神话中国》，也应扩展到这个程度，留下时代的印记。于是，作品立项后考虑请作曲家，综合交响、歌唱性、作品风格等各方面因素，最终找到了著名作曲家甘霖先生。
　　与前一版相比，如今的作品更好地展示了民族精神中的血性与追求。我和甘霖虽然在艺术合作上有很多争论，但甘老师严谨认真，看到歌词后专门前来和我交流彼此的想法。他特意跑到中国科学院找神话专家，潜心写下14000字的文案，对歌词作全面分析，记下感想，无论节奏、情绪、旋律等方面，都考虑得清晰分明。
　　记者：对比流行曲与交响合唱音诗，两个版本的歌词有哪些变化？
　　郑集思：首先，流行独唱代替不了交响乐的大气。其次，在篇幅上，六首加到七首。甘霖老师建议把它写成中国最大的交响合唱作品，22个乐章，即再写14首歌词，一个乐章一首词，一个神话故事一个部，一个部三个乐章。想法很好，但难题好大。因为原来的几首词已是独立的整体，要写的都写进去了，如今要扩展，对歌词本身的调整幅度很大。此外，每个乐章歌词的风格、手法都要有变化。现在这个版本比从前细腻了，角度更多，层次不同，也加强了戏剧性。其实写歌词有其特殊性，要给作曲者留有发挥空间。有时候，一个单词也能通过音乐手法展示得十分丰富。
　　甘霖：其实独唱并非创作初衷，但交响合唱肯定是大作为，它不是写小我的东西，而是中国文化作品中的大我。
　　记者：甘霖老师，能说说您对最新版本《神话中国》交响合唱音诗的看法吗？
　　甘霖：首演的时候，我就说“今天的艺术呈现，我有百分之五十满意。”我之所以潜心创作，便是抱着“不求流芳百世，但要问心无愧”的态度。而事实上，这不是我们的作品，而是出自我们纸笔的集体创作。《神话中国》在北京的第二次演出，获得了实化的成功，无论专家还是不懂行的老百姓都表示震撼。现场观众都认为，把《神话中国》称为精品已是定论。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在严肃音乐里，让老外看到中国的文化。而《神话中国》的歌词好在运用中国真正抽象概念的素描手法，寥寥数笔勾勒出故事。事实上，如今中国的交响合唱缺乏大型作品，但一个国家的音乐文化与文学文化却正是要看交响文化是否发达。
　　根据我们收到的反馈，《神话中国》的每一段都有人喜欢，那是口味不同。但仔细回想，文学是民族的，这些歌词找到了文化的根源来写。而音乐是民族的，同时也是世界的，所以要运用国际化的音乐手法来写。比如《精卫填海》中《化鸟》一段，曲调是洋气、悲美的，歌词初听时有文言文的意韵，细想之下，更具深厚内涵。民族的东西必须时尚，否则就被标上落后的符号。《神话中国》不是我们传统概念里歌功颂德的文艺作品，而是在做中国的文化。而且正如郑先生所强调，“‘神话中国’不是‘中国神话’”，因为中国神话是讲故事，是崇拜主义，但神话中国则打破概念，更指明谈的是文化，与政治没关系。
　　记者：《神话中国》将于10月18、19日连续两晚在广州、中山上演。这两场演出是如何作整体构思的？
　　郑集思：演出的构成是这样的。由广州交响乐团负责交响乐，合唱团则分成三部分，即中国歌剧舞剧院的60人、广州少年宫小云雀的80人，再加上中山市合唱团的40人。作品有几大特点：它的歌词是中山人的作品；整个作品是在中山完成的，甘霖老师专程到中山闭关创作了近五个月；有中山的合唱团和指挥参与。由于整个作品演下来要三小时，所以这两场演出为1小时40分钟的压缩版，有些章节只唱一段。甘霖在创作时让每个部都能单独演唱，又可不同组合，这样布局难度极大，起承转合要处理得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