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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万别漠视农民工的心理问题 |
| 报载，19 日中午，在古镇打工的郑某在讨薪期间将老板和老板娘杀死。两条人命全因2500 元的工资欠款而葬送，这起凶杀案令不少读者叹息。事已至此无法挽回，而在“如果早点给欠款，他们就不会死”的叹息背后，我市知名心理咨询师和律师表示，企业老板们可从中获得启示，妥善处理欠薪问题。 或许我们本能地想到，郑某是因为不能够按时足额拿到工钱而心生愤怒，进而采取极端行为。没错，普通人眼里的2500元属于“小额”，而在底层人群中那也许是救命钱，为了维持最低限度的生存他们甚至愿意以命相搏。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事情发生后，死者程某的一位亲戚赶到现场问郑某为什么要杀人？郑某说 “要钱不给”、“反正我不要命了”。可见郑某杀人不完全是为了钱，而是情绪问题，可能他们在争论时，情绪失控了。所以，此事件不能简单地归结于一句“讨薪杀人”，压垮郑某的最后稻草，应该更多来自精神层面的心理压力。 古镇“10·19”悲剧提出了一个严肃命题：农民工群体的心理问题如何疏导？更让人忧虑的是，类似郑某有杀欠薪老板冲动的农民工并非个别，并且，最近几年，农民工通过自焚、跳楼、爬塔等非理性手段讨要欠薪的案例司空见惯，通过杀欠薪老板等极端恶性报复事件也不断上演。尤其是当下正处转型期社会，矛盾仍然多样，金融危机余波未平，仍有大量的农民工找不到工作，家庭矛盾影响到子女心理……新 “愁”旧“压”，家庭、工作、生活的压力都将因此而更加突出。整个社会都应该感觉到，我们身边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心理问题的人越来越多。相对而言，城市人群尤其是中产阶层以上的人，或许多少有在遇到障碍时，还能够主动到心理诊所去咨询，但对于整个社会的低收入人群，尤其是广大农民工群体，他们进入一个生人的城市社会，远离家乡的打谷场，没有家族的庇护，更没有故乡山水的心理慰藉，基本处于“无意识挣扎”状态。挣脱不出来的，便是个人、家人甚至他人一连串的悲剧。 目前，整个社会缺乏对于农民工等社会底层群体的精神障碍敏感的感知，还在于没有形成一整套系统有效的干预体系。笔者认为，在关心农民工工资、农民工子女上学难等问题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关注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以及随之而来的农民工心理疏导。怎样搭建平台，通过心理援助资金和政策上的支持，让那些有效资源汇集成 “为和谐劳动关系服务”的能力，已经是政府当下必须主动推动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