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的全民修身行动，旨在坚持以“修身”为本，注重加强思想道德文化建设，矫偏与匡正人的价值观，夯实中山幸福和美建设的德治基础。民主党派作为执政党的政治联盟，必须要直面社会转型期的现实格局，发挥自身特有的政治睿智，领悟“修身”行动所昭示的丰厚内涵，以实际行动同应见。
要深刻理解“修身”行动的现实意义，就必须对当今社会结构变化的复杂背景有所了解。中国改革开放复兴大业动辄逾今，32载蹒跚而至。回眸社会变革路径：经济改革先行、社会改革次之，政治体制改革和文化改革目前尚在推进中，这种梯形渐进式的改革使制度性变革与文化理念变革滞后于社会结构的变革，存在一定程度上“社会怨怼”情绪的延时表达效应。因此，在崇尚文化元素引领下、探索社会管理方式改革，畅通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渠道、引导社会情绪的有序表达，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新时期精神生态文明与规范变得尤为重要。
■在经济社会转型升级语境下，随着经济发展、政体制度和社会秩序化程度的变化，新兴社会阶层彰显的特定社会功能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目前，社会结构变革孕育出的社会阶层多元的三大方面：新兴社会阶层的崛起，包括民企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等；传统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社会结构的分化，有人将此分为农业劳动者阶层、农民工阶层、雇工阶层、农民知识分子阶层、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乡镇企业管理者阶层、农村管理者阶层；两新组织的产生。所以，在经济社会转型升级语境下形成的庞大的新阶层人士队伍，他们在发挥社会结构功能的同时，思想界新晋文化观念、政治利益的表达与文化利益的追求，深刻地影响着当代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塑造，影响着意识形态领域“信仰”概念的命题。由此带来的种种严峻现实，挑战着政党政治和中共统战文化。
同时，当前，摇撼社会的是负性道德观的滋长、崇尚意识若跌、诚信缺失与人性的冷漠。因此，重塑当代社会主流价值观，诠释道德和人性的意志共识，需要全民的道德自律，良知自省，需要全社会的精神崛起。
目前，社会负性道德观的滋长，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几种成因：
第一，随着商品与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市场经济内涵的逐利性与商品等价交换原则削弱了人们对道德的孜孜以求；第二，由于与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相适应的新道德体系建设尚未完善起来，道德介入社会生活的力度相对弱势，许多社会现象都抛弃了道德的考量；第三，社会对践履道德责任风险的担忧；第四，社会诚信危机。
■创意无限的新时期广东精神，是夺魁文化强省高点的繁荣攀爬，是广东人文精神和岭南文化精髓的精彩博引，是引领产业结构转型上的文化率先转型，突出了建设幸福广东必须文化引领
中共广东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大力宣传和践行 “厚于德、诚于信、敏于行”的新时期广东精神，这是我省建设文化强省和幸福广东的重大战略举措。
在中山市，与其遥相呼应的全民修身行动，在增强中山先进文化软实力方面、在社会思想文脉多元的情况下凸显主流文化价值观方面，与新时期广东精神可为秉承一脉、相得益彰。说明了政党政治对现今社会分化大趋势形势的清醒认识，认为党需要用新的观念和方法去赢得各阶层、各领域的支持，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语境下文化率先转型，发挥思想凝聚和政治引领的作用，加强对改革的领导。如在广东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主线的路径方面，汪洋书记提出，要大力发展健康服务、节能环保、休闲旅游、文化创意等幸福导向型产业，引领转型升级的方向。幸福导向型产业其核心是“以人为本”，满足人们的多元幸福诉求，这使它不仅具有经济学意义，同时还兼具社会学意义。幸福导向型产业淡化了GDP崇拜，如去年广东的GDP 首次达到5.3万亿元，位居全国第一，但在中共广东省第十一次党代会主题报告中，汪洋书记对此只字未提，引发广泛热议。中共18 大前夕，以广东的地位，给外界传递出执政党积极变革的信号。
■以学习实践广东精神为契机，“修身”行动应着力于加强社会公德、个人品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建设，为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幸福中山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障和道德支撑
全民修身行动的主体是中山市312万户籍人口和常住外来人口，其规模之恢弘，承载了中山人内心向善的渴望，有着深厚的民意基础。与修身行动配套的十大行动指引和30多条具体措施，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以及干部队伍建设等领域，“虚”功实做、道德声索，全面创建了丰满市民社会道德责任实践能力的寻常而又出彩的大讲堂。
道德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种实践精神，而社会对这种实践精神的解读是：从身边做起、从岗位做起、从家庭做起、从力所能及的平凡小事做起。个体积小善成大德的终集必然演绎成为全社会文明的图腾。雷锋的伟大就在于“善小而为”，在于在别人看来是微不足道、不屑一顾、甚至是“傻瓜”才做的小事、好事，他却能做，而且是持之以恒地做、充满幸福感地做！一个时代不能没有自己的道德勇气，感谢我们时代的行动者，他们把”雷锋精神“演绎得如此鲜活。有“托举哥”周冲用单手托起生命的凛然大勇，有 “最美妈妈”吴菊萍用双臂接住坠楼儿童的侠义善动，有“最美司机”吴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完成了换挡、减速、停车，这些一瞬间去功利化的抉择，是人内心深处真善美的自然流露。
共建幸福中山，就要捕捉幸福的短板在哪里？根据国家统计局广东调查总队发布的《2011年广东群众幸福感测评调查报告》显示，包括道德文化、宗教信仰、价值观念及个人期望值等精神层面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是决定不同群体幸福感的主要因素。变幸福的短板为“如歌的行板”，针对不同群体幸福诉求的差异化，需要新老中山人道德因子的共同介入，呼唤榜样感召的力量，化解社会生态焦虑中外来务工人员社区融入等问题。显然，全民修身文化的社会意义不仅仅是能够凝聚移民城市中的思想共识，破解新老中山人之间的心理隔阂、身份障碍，匡正和整合价值，积极引领社会道德向上。更为重要的是，社会不同群体幸福诉求多元，底层群众企盼能够多一些向上流通的渠道，而建设幸福中山必须突出文化引领发展，幸福感评判发展，制度保障发展。这场新的新文化号召，恰恰昭示了中共中山市委、市政府对文化的高度自信心和文化自觉性。我们欣喜地看到，从中山市委提出的建设幸福和美中山的宏伟目标、到启动修身行动开展以来取得了许多显著的社会成效，尤其在文化产业发展、公共文化服务、文化硬件建设、率先推行 “创建无医闹城市”、“韧性维稳”等方面亮点纷呈。
另外，还需要在以下方面多做努力：
1、社会文化融合问题任重道远、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一元文化主义强调的不是同化，而是不同文化的自然交融、碰撞沉淀中保留主流文化最核心的价值观。如果政府刻意维持文化的多元性，导致少数群体自我封闭，难以融入主流社会。社会底层外来人员，崇拜以种族识别、籍域方言、宗教信仰及文化时差的认同作为维系人际关系的交融纽带，在这种熟悉氛围里他们似乎更容易找到人性的共鸣和生活流寓在外的归属感。他们的共性是不轻易相信他人以及社会机构，对歧视相当敏感，平时好像群体结构松散的“沙拉碗”，其实类似于相对自我封闭的小社会，一旦被某种介入情绪所固化，异质文化隔阂的心理冲动就会演变成泛政治化的社会力量了。因此，政府该做的是提供一个平等而正义的民主环境，也只有在这个前体下，对共同价值的追求，才不会被外来群体视为 “强制同化”政策的欺骗，人群间自然的文化隔膜，才会通过自然而殷切的交流得以消除。这个过程可能是漫长的。
2、警惕农村基层政权功能异化和结构性退化的问题。如对于向农民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即没有能力，也没有动力。基层政权与农民的关系日益疏离，丧失了号召力与凝聚力，逐渐成为 “悬浮”于农村社会之上的一级政权了。
3、农村基层社会资源被“边缘化”问题。农村“两委”应充分利用可利用的社会资源，诸如农村的老党员、老干部、村中有威望的长者、社会组织人士、外来务工人员群体代表等，正确引导他们参与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利用他们独特的正面威望作用去调解社会矛盾和化解纠纷，在确保农村和谐方面能起到一定的“韧性维稳”作用。
（作者系市政协委员、中山市人民医院放疗科主任、副主任医师）□陆小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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