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丰裕中的贫困”宏观经济学理论在当今中国社会依然有着启发意义。丰裕与贫困是两种互为因果的关系，社会在发展，贫困也在增长。中国现在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近2亿进城务工农民的劳动力转移和就业问题，农民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中付出的不仅是失地代价，“非农就业”并没有为农民工带来更大的文化权利，社会地位也没有因劳动力转移而提升，相反变得边缘化。由于农民工与城市传统产业工人比较，社会和经济地位相对较低，自身信息境遇虽有强弱之分，但就整体而言，处于弱势，出现了贫困文化现象。 “丰裕中的贫困”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着极大的阻碍作用，在既定的历史和现代社会的脉络中，信息能力的弱化成为农民工特有的、有别于主流社会的一种生活方式。在文化消费上，公民待遇的巨大反差让他们产生自卑心理，从而形成文化自信能力和文化自觉都比较弱势的阶层。弱信息能力只能带来对信息公正的彻底消解——过半的农民工文化生活贫困，信息概念模糊，不会使用互联网，也没有图书可读，文化生活贫乏，与信息社会隔绝，与巨大的文献资源互不关联，利用信息解决其生存能力更是无从谈起。 消除贫困文化的主要战略在于重构“丰裕文化”体系。贫困有物化的贫困，也有人化的贫困，但无论哪种贫困，权利贫困是贫困之首，如果新农民作为公民身份被弱化而不是被确立，不利于和谐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从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角度上看，各国家与民族在消除文化贫困的战略上，公民信息权利的保障是一个关键。在中国，公民身份让和谐社会更加注重培育新农民信息诉求的知识土壤和法律环境，对新农民信息诉求中的文献配置规模、信息的直接吸纳、运用、消化、转换、高科技手段以及交流传递等信息权利的发展制定政策导向。 [align=center][URL=../photo/showcontent.asp?id=113393][IMG]../data/photo/News/tn_2006413949647618.jpg[/IMG][/URL][/align][align=center][size=2][color=#0000FF]诱捕 赵汀阳 画[/color][/size][/alig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