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的世纪之交，一场现代化运动，因梁启超先生的连载于《新民丛报》的《新民说》而引发。梁氏在《新民说》里，提出了改造国民性的必要性，进而大力提倡权力义务思想，国家思想，生利思想，合群思想，尚武精神，进取冒险精神，以及自尊自重，自治自立，平等自由观念……力图造就与封建朝廷的臣民完全不同的一代新国民。
100年后的新世纪，中国已经甩掉了积贫积弱的帽子，在经济上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国人的思想也没有了中世纪的愚昧。而在精神层面，一个基于现代物质高度发达的道德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凝聚和陶冶新时期的国民，并成为新时期推动国民整体向上的动力———在近年来“道德滑坡”的公共事件频发之后，显得异常迫切。
民主革命的先行地、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中山，再次发扬孙中山先生“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在这场新道德体系建设中，迈出了创新性的步伐，在全国率先开展“全民修身行动”，并配以包括公民意识培育、优良品德倡导、公共文明实践、传统文化弘扬、领导干部尚德养廉等十大行动纲领，以全面提升中山市民的素质。
这场行动甫一开展，立刻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并引发了理论界持续关于当代人文理性的大讨论。从全民修身的行动纲领看来，中山的全民修身行动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思想道德文化宣教，他们对这场行动抱有更多的期望：这场全民修身行动，能够在中山培育起符合时代精神的现代文化土壤，在这片土壤里成长起来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公民。
近代100多年，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的社会都在经历着现代化的转型，在这场剧烈的转型之中，中国在经济层面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比如中山这样的城市，已经率先达到中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水平。但现代化过程，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讲是一个世俗化的过程，也就是说，这一过程肯定了个人利益的合法性。这与中国传统意义上的道德价值是对立的，一个新的道德价值体系未能完善之前，经济上的现代化，与现有的道德价值体系冲突却也在加剧。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薛晓峰指出，包括户籍人口和外来人口在内的312万中山人参与的修身行动，旨在寻找精神追求和价值观念上的“最大公约数”，构建新老中山人的共同精神家园。
在如此巨大的基数上，寻找“最大公约数”，也就是培育出一块现代文化的土壤，将面临诸多的难题。现代化转型之后，我们将需要怎样的社会生活和文化？在现代道德体系下，如何来解读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关系？同样，在现代化转型之后，我们在建立现代道德的同时，支撑了几千年中华文明的传统道德应当如何处置，如何继承地方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甚至在建立新的道德系统之时，我们应当遵循怎样的普遍价值观念，并将怎样赋予其符合现代价值的新的阐释？这些或许都将是未来全民修身行动中，需要在理论上深入探讨的课题。
参与到修身行动的300多万市民，是这场行动的主角，这场行动的最终成效，即这块土地上的300多万市民，能否最终“转型”成为一位符合时代精神的社会主义现代公民，将在于300多万市民的“修为”。
五年之后，中山人希望能赢得这一场“新民大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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