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恶搞愈演愈烈，蔓延到楷模、经典、英雄的身上，甚至侵袭着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的时候，我们绝不能冷漠视之，应该旗帜鲜明地反对网上"恶搞"红色经典，反对"恶搞"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从而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的社会环境。 莫让“恶搞”成为校园“文化流感” “恶搞”本是当前流行娱乐中的一种搞笑手段，是以文字、图片和动画为手段对人们习以为常的事物完全以颠覆的、滑稽的、莫名其妙的无厘头表达来解构，以博众人一笑，或者借此表达作者的某种观点。可以说，本年度恶搞大肆流行，“新作不断”，不论是流行歌曲、热门节目，还是经典文学艺术作品、标志性图像、主旋律影片、教材课文、英雄人物等，都未能幸免。 “雷锋是因为帮人太多累死的”，“孔乙己偷窃光盘叫‘资源共享’”，“董存瑞为什么牺牲？因为被炸药包上的双面胶粘住了”……当恶搞愈演愈烈，蔓延到楷模、经典、英雄的身上，甚至侵袭着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的时候，我们是否还可以笑得出来？ “恶搞”绝不是“教育创新” 曾经流行一时的《Q版语文》是很典型的对语文课文的恶搞，也是恶搞文化对教育的一次猛烈冲击。在一本封面标有“全国重点幼稚园小学优秀教材”字样的《Q版语文》中，卖火柴的小女孩变成了促销女郎，而鲁迅笔下的少年闰土摇身一变成了古惑仔，孔乙己偷窃光盘称“资源共享”，“愚公移山”值得尊敬吗？把家搬到山后不就成了。该书将一些经典名著改写得另类而幽默，从而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近日，记者就此采访了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语文高级教师何杰老师，他在教材解读和课堂教学方面有着自己深入的思考。何杰老师告诉记者：“Q版语文我没看过，但从介绍看，根本不是语文，因为它根本达不到语文教学的目的。除了培养一群‘小玩闹’外，不会有什么作用，只会让这些孩子更浮躁。一方面写这些恶搞性质东西的人不理解经典的意义、语文教学规律，另一方面他们也不肯下功夫钻研文本，钻研教学，靠这种办法取悦学生，除了让学生觉得挺逗以外，不会有什么成果。” 何杰老师认为，造成恶搞流行的原因有很多。第一是因为以前过分强调崇高，反而变成伪圣化，现在一部分人没有了真正的信仰，因此就会嘲笑崇高。第二，是因为网络时代使得那些处在所谓草根阶层的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办法让全世界都知道他，因为网络就像一个大黑板，人人都可以看，如果他写得醒目，知道他的人就多。出名容易了，人也就浮躁了。第三，许多年轻人想通过这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想法，他们并没有对社会生活进行认真的思考，也没有对文本进行深入的研究。 当记者问到“如果您遇到您的学生恶搞这些经典作品，您会怎么办”时，何杰老师毫不犹豫：“如果是作业，我一定会批评他”。他略微沉吟了一下，“如果是他自娱自乐，我会引导他。告诉他对待经典要尊重，我不喜欢他这样写。”何老师说得很平静，“我不喜欢他这样写”这几个字虽然听起来并不严厉，却很有分量。 何杰老师感叹说：“《Q版语文》这类恶搞为我们的教育提了反面的醒，说明有许多人至今不理解语文教学的规律和文本解读的规律。其实对于学生，关键在于引导，古典作品中有许多现代人的情感，教师讲清楚以后，学生自然会有新的认识。但如果教师不在思想认识水平提高上引导学生，而只在恶搞、歪解上下功夫，只能让学生更加不喜欢语文。” 教出“真感情”是杜绝“恶搞”的最佳武器 目前，“恶搞”短片《闪闪的红星之潘冬子参赛记》的制作者“胡倒戈”已经发出向八一电影制片厂和相关创作人员道歉的声明。在这部恶搞剧中，小英雄潘冬子变成了一个整日做明星梦、希望挣大钱的富家子弟，潘冬子的父亲变成了地产大亨，潘冬子的母亲则一心想参加“非常6+1”。那么，为什么面对《闪闪的红星》中的小英雄被戏谑和调侃，一些观众哈哈大笑，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相关创作人员和对《闪闪的红星》 有着深厚情感的观众们，却觉得“在感情上很受伤害”呢？原因就在于诸如潘冬子等小英雄，在前者眼中只是一个被挂上“英雄”标签的符号，而在后者眼中，《闪闪的红星》是一个年代的记忆，潘冬子的身上寄托了他们太多的感情。也许，正是因为所谓的代沟，现在的青少年才无法理解潘冬子的那个时代。对此，我们的一些学校有没有责任呢？ 据记者了解，大多数学校都组织学生看过《闪闪的红星》这部影片，可认真给学生评析过的却不多。在大多数时候，教师只是告诉孩子，潘冬子是个英雄，董存瑞是个英雄，黄继光是个英雄，可这些，却并不能引起孩子的共鸣！那么，这些英雄的名字在孩子们的心里顶多是一张写着“正义”的脸谱，是一个被挂上“英雄”标签的符号，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在这个求创新、兴颠覆的时代，一些人会拿这些英雄开刀了。这些孩子意识不到“红色经典”所特有的文化背景、社会功能和特殊意义，他们不能理解“红色经典”中的英雄人物身上寄托着那个时代人们怎样丰富的感情。 “恶搞”的流行，在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了我们在文化教育方面的不足。比如，在文化教育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的历史教材就尚有可完善的余地。《百家讲坛》著名主讲人之一、历史高级教师纪连海老师认为，我们课本所讲的历史只是一部分历史，是一种“只见事不见人”的历史。在这种历史教学中，伟大的历史人物形象在学生心中难免是模糊的，对这些人物的理解也难免是空洞的。他举例说，人人都知道我们的开国领袖毛泽东非常伟大，但课本中介绍他个人的笔墨却少得可怜，而且支离破碎。“1921年中共一大，课本中提到毛泽东；1927年八七会议，课本上引述了毛泽东的一句话；等到红军长征，1935年，毛泽东再次与学生见面，这次是借着遵义会议的光。” 由此，我们可以想到被恶搞的《开国大典》，位于长沙市广厦新村小区旁的大饭锅饭店把油画《开国大典》作为开业宣传画，还在画中加上了一句广告语“同志们大饭锅成立了”。只有历史才能告诉当代的年轻人为什么《开国大典》不容亵渎，只有历史老师的讲述才能告诉学生，那一刻在历史上的沉重分量和毛泽东在历史上的伟大地位，这“伟大”不是说出来的结论，也不是被贴上的标签，而应该是学生在听课后发自内心的真实感受。 教育防“恶搞” 要像防“流感” 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语文高级教师何杰老师强调：“恶搞经典纯粹是胡闹，这其实是对新课程的误解，甚至歪曲！在‘恶搞’泛滥的这股风潮中，教师应该坚守住自己的阵地，给予他们正确的解读，让‘恶搞’这种娱乐插曲永远停留在插曲，使其不能继续蔓延。” 当“恶搞”被滥用，不知趣地爬到许多标志着我们底线价值的“不可亵玩焉”的事物头上，也就在有意或无意中对我们的集体价值观进行着蔑视和挑衅，即使并无恶意，也颇有哗众取宠的嫌疑。在光明日报社举办的“防止网上‘恶搞’成风专家座谈会”上，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胡启恒院士等众多专家发出呼吁：“我们应该旗帜鲜明地反对网上‘恶搞’红色经典，反对‘恶搞’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8月22日，《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首次提请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向“恶搞”等不良舆论环境挥起了利剑。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的社会环境，特别是净化青少年健康成长的舆论环境，强化社会保护，成为这部修订草案的一大原则内容。 多年来致力于中小学德育研究的北京师范大学许惠英副教授为此草案的提出鼓掌叫好，她说：“这次修订草案的提出非常及时、非常关键。净化青少年健康成长的舆论环境对学校德育工作的开展大有益处，类似恶搞英雄、恶搞经典等事件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孩子的价值判断，造成是非不明、荣辱不分，颠覆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不利于未成年人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培养与形成。由于孩子年龄尚小，对世界的认识还在形成之中，并不完善，如果恶搞作品在这个时候先入为主，就极容易造成误导，扭曲孩子对事情真相和原作品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