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照中山春天里的好人好事，用系统学的“涌现”一词进行描述，再贴切不过。这些好人好事不是自上而下“设计”出来的结果，而是社会风险防御机制的应激反应。偶发事件成为了社会的“道德试纸”。同时，它具有动态性与持续性，呈现“风起云涌”的态势。理论启示我们，社会舆论、社会制度、社会心态以及道德社会化有力支持，好人好事才能风起云涌，“中国梦”才有善美之基。黑格尔曾经说过，哲学像密涅瓦的猫头鹰一样，它不是在旭日东升的时候在蓝天里翱翔，而是在薄暮降临的时候才悄然起飞。现在对好人“涌现”现象做理论总结尚为时过早；无论是实践还是理论，成为一个好人“涌现”的善美之城、巩固“中国梦”的善美基础，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理论清理无疑将使实践的展开更加清晰。
　　今年3月，中山接连不断的好人好事，让这个乍暖还寒的春天绽放着别样芬芳。在复杂多变、爬坡越坎的社会转型期，偶尔的一两桩好人好事，已然成为超常规的 “黑天鹅”事件，充满着随机、不测与惊喜。近来的中山好人好事显然不是 “黑天鹅”事件，可以佐证一个细节是，当6岁女孩妞妞从6楼坠下时，除了“托举哥”邓先生之外，至少还有十双手同时伸出。女孩坠楼，事发偶然，但十几双手构成“生命气垫”，让人感受到的是社会温度。“风起”才能“云涌”，创造好人“涌现”的社会条件，才能创造孵化“中国梦”的社会温度。
　　■条件之一：社会舆论的支持
　　社会心理学表明，如果对某种行为进行大力提倡和褒奖，久而久之便会成为主流意识，人们便会自觉趋向于这种行为；反之，某种行为在社会中长期被贬斥和批评，那么这种行为就会被抑制与丢弃。一种行为的社会认可度，取决于社会舆论支持度。健康强大的社会舆论将会产生积极向上的 “舆论场”，产生强大的精神推力。社会舆论的方向与媒体的报道“选择”关系密切，有人认为媒体的“选择”只不过是呼应了民众的 “胃口”。即媒体热衷于揭露“丑事”，是因为民众有“审丑”需求。媒体“品味”取决于受众“口味”的逻辑，成为了部分媒体逃避社会责任的托辞。事实上，在“品味”与“口味”之间并没有“谁决定谁”的硬逻辑，更接近于真实情况的是：两者之间是相互影响的互动关系。正因为如此，媒体引导社会舆论的责任无可旁贷。
　　■条件之二：社会制度的支持
　　从社会制度角度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对于好人好事有极大推动作用。路见危难，出手相助者往往会付出受伤、残废甚至牺牲的代价，若果能有完善的制度对英雄行为作出褒奖与补偿，将会有更多的人从善如流。但实际情况是，保障制度建设方面仍需要进一步完善。制度缺席，将使英雄心寒，前行者却步。除了对好人好事予以制度保障之外，还应考虑对见义不为者予以惩罚。德国《刑法》规定:“意外事故公共危险或急难时，有救助之必要，依当时情况又有可能，尤其对自己并无显著危险且不违反其他重要义务而不救助者，处一年以下徒刑并课罚金。”西班牙《刑法》对此也有相类似的规定。如果做好人后果代价高，事后又得不到社会承认、给予荣誉以及经济补偿，就难以形成良性循环，更多的人将见“义”而“不为”，在邪恶与危难面前畏葸不前。制度归根结底是集体行为对个体行为的控制，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制度告诉人们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对好人“涌现”现象而言，社会制度至少扮演了激励者、保护者和惩罚者这三重角色，它既激励好人好事，避免好人流血又流泪，又惩罚见义而不为者。好人好事只有以制度机制为引擎，才能获得“涌现”的持续动力。
　　■条件之三：社会心态的支持
　　当下中国的社会心态是传统社会遗产与转型期社会心态共同织就的挂毯。传统社会中存在着诸多消极心态，比方说，古代儿童启蒙书目之一《增广贤文》就主张：“求事莫说、问事不知；闲事不管，无事早归”。在传统社会，形成了“各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热心肠报来是非多”的处世哲学。这些消极的社会心态对于好人好事不但没有催化作用，而且还存在一定的抑制与破坏作用。在社会转型期，社会心态异常复杂，根据最近发布的《社会心态蓝皮书》，尽管中国社会情绪总体基调积极，但本该同情却欣喜、本该愤恨却钦佩、本该谴责却赞美的“社会情绪反向”让人感到困惑与忧心。“社会情绪反向”是当下部分人群矛盾心态的反映，一方面，这个社会输入了公平、正义、平等、自由等吊人胃口的价值需求；另一方面，在现有经济社会发展与社会管理水平下，却无法满足所有被动员起来“胃口”，这无可避免地导致一部分人产生落差感、无力感甚至怨恨感，甚至扭曲异化为“情绪反向”。“情绪反向”对于好人“涌现”是不利的。社会心态说到底就是社会的心理温度。一个社会的心理温度不适宜，又如何能够期待它能“孵化”出好人好事。
　　■条件之四：道德社会化的支持
　　社会学上有一个著名的 “横山法则”，这个法则认为，最有效而持续控制不是强制，而是触发个人内在的自发控制。做好事就是在适当的场合做出这个社会所期待的行为选择。而指导一个人做出某种选择，或者说，一个人认为一种行为比另外一种行为更有价值的判断依据是价值观，即道德行为幕后推手是价值判断标准。“义”能够战胜“利”，是因为“义”已经成为一个人价值观构件，而“利”则仅是人生的附丽物。正因为如此，好人“涌现”需要道德社会化的支持，道德社会化将道德准则和道德规范加以内化，形塑符合社会要求的道德行为，它是道德行为的“模具”。它通过加深对道德认识，使人在道德自律的基础上自觉地遵守和践行道德规范，是道德内部控制的机制。要让这种内在控制机制更有力量，必须诉诸于信仰与敬畏的力量。当记者采访雅景大酒店的3名员工为什么下水救人时，员工们只说了一句“人命关天”。一句“人命关天”表达的是对生命的敬畏，正是这种对生命的敬畏促使他们做出道德选择。人对信仰的敬畏之心永远是道德社会化的衡量准则，诚如康德所言：“位我上者，灿烂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无论温度如何适宜，缺乏展开的内在根据，梦想永远无法孵化为现实，正如石头永远孵不出小鸡。对于好人 “涌现”，道德社会化的作用值得一再强调。
　　回头看 “春天里的道德芬芳”可以发现，中山“好人方队”不断壮大，好人不断 “涌现”，有其存在的合理性。2011年9月，在《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颁布10周年之际，中山在全国率先开展全民修身行动。作为全国公民道德建设的品牌，中山在率先形成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体系方面做出了宝贵探索。往前回溯，中山早在2005年就荣获首批 “全国文明城市”称号，成为当时全国9 个获此殊荣的城市之一。早在2004年，中山就确定“博爱、包容、创新、和谐”为新时期中山人精神。最近几年，中山一直在力推社会善治。另外，中山的“慈善万人行”也已经连续举办了26届。
　　没有人敢在理论上傲慢地断定，中山的好人“涌现”现象必须完全而确切地归因于全民修身行动、文明城市创建、新时期中山人的精神提炼与宣传、社会善治的力推、二十多年来对慈善万人行的坚持以及中山媒体对正能量孜孜不倦的追求。反过来，更没有人敢狂妄地宣称，中山在全民修身行动、文明城市创建等公民道德教育方面水滴石穿般的努力对道德社会化、社会舆论、社会心态等没有产生实质性影响。黑格尔曾经说过，哲学像密涅瓦的猫头鹰一样，它不是在旭日东升的时候在蓝天里翱翔，而是在薄暮降临的时候才悄然起飞。现在对好人“涌现”现象做理论总结尚为时过早；无论是实践还是理论，成为一个好人“涌现”的善美之城，巩固“中国梦”的善美基础，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理论的清理无疑将使实践的展开更加清晰。
　　（作者就职于中山市全民修身行动研究中心）□黄振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