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社会科学院主办的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类核心期刊《社会科学》，在2006年第9期刊登了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研究员王杰撰写的《论香山文化的表征与特质》。文章指出，于近代横空出世的香山文化，引领了岭南文化的方向，影响着中国的命运走向和社会转型。作为岭南文化的奇葩,香山文化承沿于传统文化，又在时空上逾越了地域与血缘之囿；从历史地位来看，它跻身于近代政治文化的前沿，肩负起引领时代潮流的使命；以现代文明价值审视，它在承传中超越历史，自尊自觉，将文化资源内化为文化资本，为中山的文明建设乃至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探求文化创新模式。本报今日A7版“理论与实践”予以转发，敬请垂注。 论香山文化的表征与特质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 王杰 　　 香山文化久矣。打从南宋绍兴二十二年（1152）置县屈指算来，已逾850余年。以近代为标记，本文以香山文化立论，旨在探讨近代以降的香山文化，已升华为一种新质文化——就地域文化而论，既承沿于古代文化，又在时空上逾越了地域与血缘之囿，冶先进文化于一炉，立于岭南又艳于岭南，成为岭南文化的奇葩，进而辐射全国；从历史地位来看，香山文化逐渐跻身于近代政治文化的前沿，肩负起引领时代潮流的使命；以现代文明价值审视，香山文化已在承传中超越历史，自尊自觉，将文化资源内化为文化资本，为中山的文明建设乃至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探求文化创新模式。香山文化与文化香山研究，此也其时！ 移民亦移文：文化与时空俱进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香山文化崛起于近代，得益于大海的恩赐和与之俱生的大海情怀。秦至南汉时期，香山仅由五桂山、黄扬山等系列孤岛组成：“香山为邑，海中一岛耳，其地最狭，其民最贫。”几百年前的横琴岛，依然“烟开万顷碧，木落九霄清”，渔舟不往，荒无人迹。山贫水险，成了古代香山社会经济发展的天然阻隔。然而，存在决定意识，山荒水阔，又成了香山人求生图强，向外发展的重要资源。随着“沙田日淤，昔之浩荡而去者，今则曲折回薄而不能达……而田日美”，至光绪年间，“西临大海，弥望稻田，万绿无际”。沧海桑田之变迁，诚赖大海的禀赋。少年孙中山首赴檀香山的感慨如是经典：“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这是何其豪壮的大海感怀！ 　　濒海之利，还给香山人带来了前所未见的异质“文明”。四百多年前，葡萄牙的商船战舰东侵澳门，“红毛”“蓝眼”挟着“野蛮”与“文明”的威风冲击着田园牧歌式的农耕香山社会。西方文化的入渗，与香山固有的传统相碰撞，于交锋中交融，在互动中互补，久而久之，使得与澳门（90%居民为香山人）陆海相连的香山，成了东西方文明交汇的辐射站。亲历其景的明代戏剧家汤显祖，在《听香山译者》和《香嶴逢贾胡》等诗篇中，作过“花面胡姬十五强，蔷薇露水拂朝妆”，“不树田园不树桑，珴珂衣锦下云樯”的描述，刻画了中外文化融通初期，香山与内地大相异趣的生活风貌，也揭示了商业文化对此地的影响。 　　海洋的恩赐，不仅体现于沙田的拓展，农桑的生繁，商贸的兴昌，还引发了移民的涌入，从而推动了香山社会经济和地域文化的调适与变迁。历史上，百越经历过三次大的外来移民，公元前214年秦始皇派屠睢率兵50万南征五岭，使相对封闭的岭南文化与中原文化有了第一次接触。公元4世纪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导致中原人口第二次大规模南移，香山偏处海隅，或许成为移民迁徙的选点。及至南宋咸淳十年（1274年），官军追杀出逃的贵妃，迫使南雄珠玑巷的33姓97户人家结伴出亡到广府的珠江三角洲一带，相当部分籍落香山。南宋末年，宋端宗携部属败走伶仃洋沿岸，宋亡，大部宋室及其部属的后裔流寓香山。三次中原人口的流迁与留居，以第三次为甚，此次的大批移民即是以香山为落脚点的。 　　移民亦移文。随着外来人的安居，中原的文化习俗亦随之与香山社会融合，他们在积淀艰难开拓、勇于冒进的文化性格的同时，还铸就了与乡民相互兼容、和谐共处的新文化性格。《永乐大典》云：“建安以后，中原人士避地留家者众，俗化一变，于是衣冠礼度，并同中州。”至明代，又有不少大户南迁五桂，繁衍生息，耕读传家，和谐续代。 　　移民的输入，使得香山人“安土重迁”的文化心理为之一变，不仅海纳移民，也输出移民，于亦纳亦移中互动，在互动互补中内化，从而凸显其地域文化的特有个性。 　　如前文所述，香山人首先通过澳门的商贸活动，与西方文化发生接触与兼容，葡萄牙人不仅带来了西洋的物质文化，而且也展示了西方的政治制度、宗教习俗、经商理念和科技文化精神，西方“强盗性”与“先进性”的双重文化性格，潜移默化地冲击着“天朝上国”子民们的以我为中心的思想观念和社会习俗，在经历了惊恐、排拒、疑惑、忍耐和接触、沟通、兼容、互动的过程之后，香山人得以先于内地人完成了与异质文化共处的心理过渡。从澳门的司法档案文献中可引为佐证：“鬼奴者，番国黑小厮也。广中富人多畜鬼奴。绝有力，可负数百斤，言语嗜欲不通，性淳，不逃徙，亦谓之野人。”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澳门发生黑奴酗酒殴伤“民人”梁全佐案，香山县丞令：“谕到该夷目，即便传谕该夷主，将打烂梁全佐缸瓦照数赔还，约束黑奴，毋得复行滋事。”这则史料说明，于嘉庆年间，香山人对西方人（含“鬼奴”）的态度已经比较理性，在处理土番司法案件时，将“民事”交由“夷目”办理，表明对“夷目”不卑不亢，也反映了有清一代香山人对外来人事的兼容心理，为香山移民海外奠立了心理基础。 　　香山向海外移民，始于明，盛于清乾嘉以后，早期表现为赴海外谋生与拓业。乡人远涉重洋，置身于南洋文化、欧美文化的氛围之中，使中国传统文化与之互动，为文化交流搭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不愧为中学西（南洋）渐和西（南洋）学中渐的媒介先驱。《良都竹秀园月报》曾如是描述：“降自今日……男则有出洋之举，女则有辍耕之行……一家数口，皆瞻仰外洋之资，甚至以懒惰不事为清闲，赌博浪游为消遣术”，故婢仆亦纷纷“好言高远，新名词语，冲口而出……衣服时装，日新月异；金银首饰，千般万化；石岐来往，三天一行；一衣一衫，付之缝工；一线一履，购之于市。不惜男子远涉重洋之艰苦，日望汇金之有无。” 　　这些移民，还应包括赴上海、天津、九江、汉口等地先做买办，旋而从商的一大帮人。他们在外获得了较丰厚的报酬——乡间几以“金山客”为荣，“开了乡人出洋谋生的风气”，渐次，一人带动一群，一群带动一村，一村影响四邻，四邻辐射全县。香山变成一个“动态”移殖的社会。在一种开放融通和多元文化交汇的社会里，香山人比内地人先于接触和接受外来文化，也先于把中国文化传播于海外。于双向移殖和双重互动之中，他们减少了拒外、排他和封闭的心理，增强了善于沟通、取人之长、兼容协作的进取意识。这种意识在不断的互动中升华为一种精神与品格，通过内化—积淀—外烁—反哺的过程，令香山文化逐渐成为一种超越地缘与血缘，跨越时间与空间，立于岭南而又优于岭南，跻身于中华民族文化之林的新质文化。如是一种文化积淀，浸润着香山大地，哺育着五桂子孙，如微风入夜，润物于无声。这里仅撷取反映下层民众素质之一例，或可窥见香山文化底蕴之一斑：辛亥广州光复前后，“各属民军纷纷开入广州，但多为乌合之众，素无训练，且出身多绿林，成份复杂、良莠不齐，一言不合，即拔刀相向，故此，省会秩序一时纷乱。”“各路民军纷纷入城，社会秩序至为紊乱，杀人越货，视为常事。惟香军纪律严明，西关一带，市廛不惊，市民深得保护，军誉至佳。” 先声亦先行：文化引领政治潮向 　　香山文化的深厚内存，蕴含着“爆发性”的驱动力。静为动所伏。香山文化一经“爆发”——从特定意义上说，便从“边缘”跃进了“前沿”。 　　就历史使命和地位而论，香山文化之“先声亦先行”者，大致建树于三个维度，即思想政治文化、买办文化和华侨文化。 　　思想政治文化 　　 被世人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的容闳，乃敢为天下先（留）学者。中国留学生留学美国，并获得美国大学（耶鲁）学士（文学）学位和名誉法学博士学位者，均由容氏开先河。 　　容闳留学，是以爱国和报国为动机和归宿的。留学期间，“无时不耿耿于心”者，“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当他考取耶鲁大学的时候，美国传教士要为他申请奖学金，但领取奖学金必须保证大学毕业后以传教为职志，容闳毅然谢绝了：“予虽贫，自由所古有。他日竟学，无论何业，将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盖人类有应尽之天职，决不能以食贫故，遽变宗旨也！”其报国之心，肝胆照人！为了践行将“西方学术灌输于中国”之宏愿，容氏奔走呼号17年，最终促成清朝政府派遣幼童留美计划的实施，成就了中国留学事业的破天荒之举。容闳不仅倡行西学东渐，而且着力中学西渐之事业，他对耶鲁大学“中国文化讲座”的创立和中国图书的收藏是功不可没的。1878年，他将1237卷中国书籍由哈城经铁路运往耶鲁大学图书馆，次年耶鲁大学聘请卫三畏博士出任第一位“中国语言文学”讲座学者，由是谱下中美文化交流的开篇。容氏的传世之作《西学东渐记》（中译名），记述其60余年来以西学报国的艰辛历程，直可誉为“中学西渐”的一份原始心迹。尤须多记一笔者：当时那个守旧的中国，未能容纳这位海外赤子的拳拳心愿，“但对祖国土地和人民的眷恋伴随他终身，他虽然安葬在曾经学习、工作、生活多年的哈特福德，而墓碑上所镌刻的那个中文‘容’字图案，却象征着他那颗永远期盼东归之心。” 　　被学者称为“中国近代明确提出实行君主立宪要求的第一人”的郑观应，乃敢为天下先商者。他指出：“中国户口不下四万万，果能设立议院，联络众情，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合四万万之众如一人，虽以并吞四海无难也。何至坐视彼族越九万里而群逞披猖，肆其非分之请，要以无礼之求，事无大小，一有龃龉辄称戈，显违公法哉！故议院者，大用之则大效，小用之则小效者也。”关于“商战”思想，郑氏认为“泰西各国，以商富国，以兵卫国，不独以兵为战，且以商为战。”“习兵战不如习商战”。他力主用“商战”来对抗资本主义列强的经济侵略，亟力主张仿效西方在国家扶持下发展民族工商业，称这是国家的富强之道。他言以行俱，一面呕心沥血续写《盛世危言》，呼吁政治改革，一面躬身商业，实践“商战”，从做买办到经营近代工商交通企业，60余年不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郑观应名副其实地是一位从事近代实业开拓、经营、管理的实业界前驱，也是最先触及启蒙思潮各项基本问题的启蒙运动的前驱。 　　被誉为“共和之父”的孙中山，乃敢为天下先共和者。他“致力国民革命四十年”，并为之鞠躬尽瘁，其领引潮流的三民主义思想，令同俦难以望其项背。 　　一位出身于小山村的农家子弟，未满而立之年就喊出“振兴中华”的响亮口号，并把目光瞄准世界潮流的前沿，破天荒提出创建民主共和国的纲领。毋容置疑，开放兼容、务求开新之地域文化性格，实是哺育和激励他追赶时代潮头的力量源泉。 　　因为胞兄孙眉在檀香山的成功创业，孙中山有幸于孩童时代涉足世界，旋于檀香山和香港完成西式学业，较为系统地领略了时代文明。中西方文明的巨大落差，激发了孙中山变革中国政治理念的萌发，而传统广府人的好胜心理，乃是驱使其冒险进取的乡土因子。大学毕业后，他很快完成了从“医人”到“医国”的思想转变，至上书李鸿章遭拒后，踏上救国救民的职业革命生涯。他的早期革命活动，是以香山地缘、血缘文化圈子为凭藉的。受海外华侨炽热的强国愿望的激励，他于檀香山组建了以华侨为主体的中国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并开创了武装反清的革命道路；在经历了十年艰难顿挫的“孤军”作战之后，为聚集力量，“合成大团”，他审时度势，适时登上全国舞台，创立同盟会，揭橥三民主义；沥五年之肝胆，掀起了辛亥革命的洪流，推翻了绵延二千多年的专制统治，创立了中国的共和政体。尔后为捍卫共和制度与南北军阀进行了不懈斗争。为了攻破国人“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政治文化心理障碍，他创说“知难行易”，“以破此心理之大敌，而出国人之思想于迷津……夫如是，乃能万众一心，急起直追，以我五千年文明优秀之民族，应世界之潮流，而建设一政治最修明、人民最安乐之国家。”孙中山毕生可贵的文化取向是“取法乎上”、“与时俱进”。晚年，为了适应世界政局和国民革命的需要，他适时制订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催生了中国国民革命的狂飙。成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时期的旗手。他“适乎世界潮流，合乎人群需要”的政治文化理念，于今，仍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文化精神遗产。 　　买办文化 　　 就文化背景而论，买办文化，乃香山文化的特产。作为香山乃至中国的一种独特文化现象，它的产生，源于早期的中西商贸活动，与香山得风气之先，适应风气之先息息相关：“许多买办都是香山人。香山是珠江口的一个半岛，邻近广州和香港，在早期国际贸易的中心澳门的南端。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使香山人擅长于沿海贸易和对外贸易。” 　　香山买办出世早、人数多、群体化、裙带式、散布广。据汪敬虞先生研究，1830—1900年70年间，香港、上海、广州、天津、汉口、九江各埠四家英国洋行买办中，广东人占9/10，其中香山人的表现尤为突出。唐廷枢一家三代都做买办，他的两个儿子和侄子唐绍仪都是中国最早的官费留美学生。徐润、莫仕扬、郑观应等都是著名的买办，而前一任香山买办一般会推荐他的亲戚和同乡接替其位置。“香山人”几乎与19世纪的“买办”同义，时人有称香山为“买办的故乡”。 　　就主要表征而言，靠“洋泾浜”起家的香山买办文化，其表征亦以“洋泾浜化”相脉承、共始终。“买办商人受雇并依附于外商，但作为外商的代理人，他们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买办商人和外商之间的这种特殊关系，是在不断的摸索中逐步建立起来的，它通过双方权利和义务的规定发展成为一种制度。”与之因应者，买办文化便表现出两重性。于文化心理层面言，由于它是寄生于中西文化之间、半封建半殖民地文化之间的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其“双重性”表现为：作为文化融通的媒介，既不能偏离西方文化的价值观念，又要顾及传统文化的道德规范，不免两相游离，两难定向；买办成为外商的代理人，为商业和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自己又赚了钱，自然有成就感。如莫仕扬，祖孙三代历任洋行买办，其家族亲友在太古洋行充买办者累计达千人之众，员工中流传“只知有莫，不知有英”，财富达数十亿之多。但由于利益的葛缠，传统社会的偏见，他们或被时人视为崇洋媚外和唯利是图，因之也有屈辱感。马建忠说“唐、郑、徐皆该商素所蔑视之买办，一旦与之抗衡，犹挟主奴之见，所以售地、租埠，以及引用总船主，犹有主奴之见存也。”就买办文化地位言，由于买办在近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交方面的影响，买办文化便在实际效应上成为封建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沟通的桥梁，或者说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特殊的文化标本。因之，又可以说它是一种特殊社会环境下特殊领域的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本文称之为“洋泾浜”形态。 　　洋泾浜，不洋不中，亦洋亦中，半洋半中，洋中混杂，或曰中西夹生。体现于生活层面的买办文化便是这种样态。买办的生活方式，包括衣着、住房、欢宴、饮食、信仰和社交，中西混合，招人惹目。据说徐润最为典型，他羡爱西式器物和食品，又钟情传统的生活情调：“身着衣袍，剃过的头上戴着一顶瓜皮帽。”一位外国人记述了1843年上海开埠后的情景：“在很短的几年中，来自英国的砖瓦运来了，有阳台拱门的砖房很显眼地在（黄浦）滩前铺展开来……设计图是由外商绘制，由中国建筑师加以修改，使之适合本地材料和中国技术……这种常见十九世纪，华中和华南各条约口岸的建筑式样，被人恢谐而恰当地命名为‘买办式’”。 　　与生活方式孪生，买办文化的价值观念、宗教信仰亦显出中西兼用。郑观应、徐润等笃信风水、沉迷长生不老术，捐官买爵，却反对女子缠足；主张子女到国外求学，做买办，而不让他们涉足仕途。从文化地位上说，与其说是“边缘人物”创造了“边缘文化”，倒不如说“洋泾浜”不失为晚清社会多元文化之一元。 　　就买办文化的作用而言，它是催生近代工业文明的助产婆。买办文化的效用是充当中西商贸活动的润滑剂，它呈现出一种务实的、融通的文化性格，因为它面对的是不同质的文化交流，必然促使其比较两者之优长，择其最佳取向。郑观应就从中悟出“习兵战不如习商战”的道理——“初学商战于外人，继则与外人商战”，这便是买办文化的结晶。由是，他们利用丰厚的买办资本，投资于近代新式企业。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和上海机器织布局等企业的顺利集资与业务拓展，乃唐廷枢、徐润、郑观应等香山买办群体的倾力持助而成的。唐廷枢不仅使轮船招商局起死回生，而且为开平矿物局引入了现代技术，使之“逐渐变成了一系列近代企业的中心”。他本人参与创办的近代新式企业多达40余家，属国内或地区内首创的就有6家。支撑新式企业的基础是新技术和新文化。所以，当他们成为新思想新文化的倡行者的时候，就必然成为某些传统价值观念的叛逆者和挑战者，客观上充当了催生近代工业文明的助产婆。　　概言之，买办文化既受主体文化（中西文化）的双重影响，也对主体文化（不同质的文化）施加反影响。从被动态上说，它是世界走进中国和中国面向世界早期在商界催生的混血儿；从主动态上说，它是土生土长挟洋风洋味行世的洋泾浜，客观上又催生了近代工业文明。 　　华侨文化 　　 香山华侨移殖海外，有记载者，早在明初洪武二十六年（1393），海商吴添进就已通番。清嘉庆以后渐见高潮，布及东南亚的槟榔屿、新加坡、美洲的檀香山、三藩市、加拿大、秘鲁以及日本等地。 　　香山华侨文化与其它地域的华侨文化具共性者，乃曰同“根”。个中之“根”，表于两个层面，本文曰“移根”和“守根”。“祖也者，吾身之所出，犹木之根也。”不忘其根，是华人文化传统之本。这里所说的“移根”，属观念层面概念：华侨到了异乡，与异质文化共处，如何不忘其根？面对客居他乡的现实，就只有将家乡的观念移至客地，以弥补其乡思之淡薄与缺失。1802年陈氏在槟城大伯公街建立“香邑公司”，创建香山侨民在东南亚的同乡会馆。用木板书写“香邑馆”置于门口，崇奉财帛星君龙牌，每年七月廿二神诞，乡民均前来开怀畅饮，思乡寄情。1882年，程汝楫在檀香山创立中华会馆作为香山人的乡族组织。1891年隆都人组织“从善堂”，其他各都也相仿成立乡谊会，还有按姓氏组织的彭氏宗亲会、李氏敦宗公所等。意识层面上的“守根”，指故乡有妻室者，稍有积蓄，便思归故里。许多人坚持不娶土著洋妇，俟手头宽裕后便回乡娶亲。据统计，1852—1882年间，回乡省亲者达四千多人。 　　香山华侨文化还为家乡和祖国输回了“金”。这里所说的“金”蕴含三层意思，曰“金子”、“金技”、“金身”。“金身”即是香山的特色，令其它地域文化难相匹敌者。 　　“金子”，此指侨汇。华侨对桑梓的贡献最著者为侨汇。侨汇既是侨眷生活的保障，又是拉动消费和促进香山经济发展的杠杆。早期侨汇主要是赡养家眷及养老送终金。后来一些人“落地生根”，侨汇逐渐转向投资和捐献。或置田建房，或投资实业，或捐资办学，或输将慈善，功能日渐多元。 　　“金子”对家乡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历史俱在。碉楼，以及沙涌、竹秀园、北台、南朗、沙溪、三乡等地中西合璧的建筑物，至今仍展示当年的审美观念和历史价值，更折射出海外艰难拓业精神和爱国爱乡品格。“金子”投资实业、热心公益的义举，既促进了家乡的经济建设，繁荣了故园的文化教育事业，也改变了乡民的生产、生活和行为方式，引发了新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全方位加速了香山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 　　“金技”，此指先进的技术和科学的理念。南朗濠涌村人严迪光，早年赴美国经商，1908年，率先办起香山机器制砖有限公司（合作），为香山第一家具备先进设施与规模的近代企业。1912年由他创办的迪光电力灯所正式建成并投入运行，乃民国临时政府注册的40家先进发电厂之一，其后又在“马锡水”兴建水电厂，成为广东华侨投资的第一间水电厂。香山侨民每当家乡救灾赈饥，必文明捐输；对修桥铺路，兴学赠医等亦踊跃输将。《檀山华侨》一书记载过部分捐款数额：1930年美金51546.48元；1931年美金22628.45元、洋银12310元；1932年美金76975.95元、洋银261392.5元、港币1000元；1933年美金7988.045元、洋银50922.72元。 　　“金身”，指华侨回国参加革命和为国捐躯。孙中山说，“华侨为革命之母”，这是对华侨报国功勋的高度赞扬。檀香山可以誉为中国民主革命的策源地，南洋各埠是孙中山流亡海外往返的落脚点，日本，欧美等地也是他奔走革命的客居地。香山华侨为了支持中国革命，不但慷慨纾难，且奋勇当先，给孙中山以物质和精神上的巨大支持。有统计，1895年—1912年间檀香山华侨先后捐助美元8000元，银洋63255元。尤堪称道的是孙中山之胞兄孙眉，乃“茂宜岛大畜牧家，牧场广千数百亩，有茂宜王之称”，为筹备革命经费，“便以每头六七元之价贱售其牛牲一部，以充义饷”。兴中会员邓松威（又名荫南、三伯），“尽卖其商店及农场，表示一去不返决心”，膺从孙中山起义。檀香山巨商杨昆之子杨仙逸，在美国学会航空技术后，追随孙中山，并为革命献出了生命。黄花岗一役，华侨参加者众。据翠亨孙中山故居“香山人与辛亥革命”展览的不完全统计，从1894年兴中会成立到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期间，参与革命运动的香山人有近260人，其中翠亨、南朗有42人，香山籍华侨不下200人。尔后，孙中山组织讨袁护法，又有华侨“义勇队”、“敢死团”拼力支持，不少华侨血洒沙场，以身许国，为捍卫民主共和作出了不朽的贡献。功垂千古！ 　　概言之，香山华侨文化，早期充满艰辛和血泪，渐次誉载文明与荣豪，它以“根”为本，以“金”为奉，播中华文明于海外，输现代理念于桑梓。在香山的近代文化史上地位显要，价值弥珍。 资源亦资本：文化创新的现代价值 　　文化是一个地域的根与魂。香山文化对当代中山人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提供给民众一种无以替代的归属感及精神纽带，从深层次上也塑制了现代中山人的群体性格，将文化资源逐步转化为文化资本，并间接推动了中山现代工业化都市的兴起与腾飞。 　　香山文化现代价值的凝结与展现 　　 经香山文化熏习出来的中山人，在文化资源发掘与承传的基础上，群体精神已进一步内化与升华。 　　一、先导性。以名人文化镜鉴，祖籍香山的中国近现代历史名人不下100位，涵盖了政治、军事、经济、教育、文艺、医学等领域，其中荣膺某一领域“第一”的约有30位。建国后，中山人“敢为天下先”的品格，得到进一步弘扬：广东第一次真理标准大讨论、中国第一个勤劳致富的“万元户”、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温泉宾馆、中国首家高尔夫球场、首家中外合资大型游乐园、广东第一个太阳能游泳池、国内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全国首次引进台资、创立自家的品牌连锁店“1+1”、首届中国合唱指挥大赛……均在中山问世，不仅使中山在“改革开放”之初一跃成为全国发展的“典范”，而且为经济腾飞奠定了基础。 　　二、包容性。中山市承传文化多元、兼容并蓄的文化传统。1996年，市政协通过《关于提议市政协增设外来员工委员的报告》，古文平成为全国首位在异地当选政协委员的外来工。1997年，外来工左忠文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自1995年起，每年举办一次“优秀外来员工”评选表彰活动，对“优秀外来员工”，免收城市增容费，绿灯注册入户，“农转非”。举凡在全省乃至全国或属先例。一位外来企业家感慨地说：“我跑遍珠三角创业，相对而言，中山市从上到下对外来工和老板不歧视，挺有人情味的，对这一点，我体会确实很深。我现在赚了些钱，开个茶室，不对外，图三五个知己聚会方便，饭食从简，免费。学一点中山人的博爱精神啦！” 　　三、求实性。务实、趋利，在香山人的群体性格中素来浓厚，尤其是改革开放的今天，这种不讲虚文、只求实效的“经济理性”，表现尤为明显。迄今为止，中山市有近三分之一的家庭从事私企或个体老板。另外，簇群经济、民营经济、外源型经济发达，城市综合实力居全国地级市第12位。 　　四、博爱性。中山人的博爱情怀不仅积淀于心中，而且外化为行动。于每年春节期间举行的“慈善万人行”，不仅具海外轰动效应，更为市民引以荣豪。19年来苍桑不改，越办效应越好。这项民间盛举还得到海内外香山人的支持与参与，已筹集善款达4亿元，用于安居工程、“身边的希望工程”等，已成为当代香山人的一种新民俗，直可申报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香山文化现代价值的拓展与创新 　　 文化创新，关键在于自尊与自觉。当代中山人在弘扬与创新香山文化方面，正由这一理念指导运行，并建树多多：于动员市民发掘香山文化精髓，融会现代精神的基础上，提炼出“博爱、创新、包容、和谐”的新时期中山人精神；赋予“慈善万人行”活动更丰富的内涵，从“救死扶伤、扶危济困”升华为“传承伟人故里历史文化，弘扬中山现代人文精神”，使之成为现代公民教育的有效载体；开设城市论坛，搭建市民公开表达意见、参与公共管理的平台；高标准重建孙中山纪念馆，新建市文化艺术中心，建成香山商业文化博物馆，大力修葺名人故居；创办“好山好水好儿女”名人省亲活动，拉近了当代文化名人与家乡的情感；建立美轮美奂的文化艺术中心，成为外界观照中山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窗口；承办博鳌亚洲论坛2005国际文化产业会议，规划建设文化产业园；开展香山历史人文资源的学术研究，撰编《孙中山志》、《中山历史文化丛书》、《人文香山》和《香山文化》等学术精品，在全省率先于学校开展乡土教育；开展“大香山”旅游项目合作，优化整合旅游资源等等。历时4个月的市民文明意识与行为调查，先后吸引28万市民直接参与和讨论，使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活动转化为广大市民自我发现、自我教育、自我提升的过程，让文明成为市民的共同认知与追求。 　　“发展文明，非仅关于财富一方面（即物质文明），并负谋人民之幸福与安全（精神文明）。”孙中山先生这一名言，蕴涵了深刻的以人为本的思想，是弘扬香山文化的出发点和宗旨。进一步将香山文化资源催生为文化资本，臻“物质文明”、“心性文明”于相待发展，乃世人对文化香山之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