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在省报发表作品 然而,我真正与羊城晚报发生关系,却是在二十三年后的事情。1978年,托邓小平的福,我作为恢复高考后我们公社第一个的大学生,考入了广东惠阳师范专科学校。从中学就开始喜欢写作的我,在尝试了各种文学题材的写作后,决定主攻诗歌。那个时候,诗歌可是时代的骄子,在大学就更是如此,每一个大学生都一样的激情澎湃,似乎每一个人都是诗人。爱神也是在那个时候眷顾了我。于是,特殊时代的政治热情,“欲盖弥彰”的爱情,如饥似渴的学习,让我几乎成了诗歌疯子。每一天,都会“生产”出一首诗歌,有时候甚至是两首、三首,最多的一天好象是五首。课室、宿舍、湖边、山坡,到处都成了我的诗歌“工厂”。因为我从高二开始已经在县里的报刊发表了不少作品,成了小有名气的“作家”,所以大学期间写的东西,几乎可以全部寄回县里刊载,同时也陆续在大学的校刊、所在城市惠州的报刊发表。但是,寄到省级以上报刊的稿件,不是石沉大海,就是收到一张张小小的退稿单。 我清楚地记得,那是1980年11月的一个下午,我收到了羊城晚报的一个信函。跟以往一样,每当接到这一类信函时,心跳都会加快的。而这一次,心跳就更加厉害了。因为我看到这一次的信函很不一般,以前都是小小的、薄薄的,这次的却是长长的,也厚了许多。我颤抖着双手将信封撕开,小心翼翼地取出里边的纸张,展现在我眼前的,竟然是两份样报!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但在1980年10月31日的羊城晚报“花地”版上,却真真切切地赫然刊载着丘树宏的诗歌《北风吹过》! 这是我第一次在省一级报刊发表作品。也许负责编辑我的诗歌的编辑并没有想到,这个第一次对于我是多么的重要,它的重要性甚至不亚于我考上大学,因为这个第一次坚定了我写诗的信心和方向,让我的人生从此走上了无怨无悔的写作之路,让我的作品成了我人生路上重要的“敲门砖”。我是多么的感谢羊城晚报,多么的感谢“花地”,尤其是感谢那个素昧平生的编辑!遗憾的是,一直到2005年,我才找到这个恩人一样的编辑,他就是资深编辑、著名诗人左夫先生。左夫先生,谢谢您了! 因为有了这个第一次,此后,我陆陆续续在羊城晚报发表了一些诗歌;也许是由于在羊城晚报不断发表作品的缘故,广东作家协会的《作品》等报刊也开始刊载我的各类作品。 与羊城晚报亲密接触 1987年底,我调往珠海经济特区工作;1992年,又被派到当时的建设热土——珠海西区平沙挂职锻炼。从这个时候开始,因为公务的缘故,我与羊城晚报的交往开始多起来。除了与“花地”的联系外,也开始与新闻部、理论部打交道。后来,我先后调珠海市体改委和香洲区任职,与羊城晚报的交往就更频繁了,可以说是到了密切接触的地步。在这十年间,我几乎都处于珠海市中心工作的潮头,有几年甚至处于风口浪尖之中,羊城晚报一直给了我难于言表的大力支持,这主要体现在舆论支持和理论支持上。在我这十年的工作履历中,总会搜索到羊城晚报的名字。当然,与我接触最亲密的,还是“花地”。改革开放让珠海沧海桑田、翻天覆地,让我热血沸腾。我创作了大量歌唱珠海特区、歌颂改革开放的诗篇,其中不少刊载在“花地”上。与此同时,“花地”还发表了我为数众多的其他内容的诗歌。 从2002年开始,我与“花地”的关系急遽“升级”,不仅仅是文学创作,业务工作竟也开始多了起来,以至使我几乎成了“花地”的编外人员。当省委提出要建设“文化大省”后,我会同“花地”等省城几个单位的领导在珠海组织了一次“沙龙”,2004年2月14日“花地”刊出了题为《一半是官员,一半是文人》的沙龙谈话录。2004年3月,“花地”刊发了我的长篇文章《广东离建设文化大省多远》,并组织了近三个月的大讨论。2006年9月,“花地”在全国率先组织“手机短信”大赛,我率先响应并写了开篇文章《手机· 短信 ·诗歌 》,还被聘为大赛的评委“威”了一回。这段时间,只要“花地”有什么活动,我都会主动关注、积极介入,什么“超女”讨论呀,《三十三条支流》讨论呀,都曾经有过我的“发言”。 “花地”成就了一个诗人 我于2001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至今为止,我已经出版了个人诗集4部,第五部诗集《以生命的名义》也即将于8月份我的“知天命”生日前问世,还出版了经济社科类著作6部。我的人生,是与羊城晚报同步的;我的成长,我的成功,是与羊城晚报分不开的,在一意义样上还可以说,是羊城晚报成就了我,是羊城晚报成就了我这个诗人。 作者:丘树宏(中共中山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