脚下的地板发出轻微的嘎吱声，空气中也隐约弥漫着木香，在天津利顺德饭店的走廊里，当我们浏览那一幅幅曾在这里住过的社会名流画像和照片，时间似乎飞快地回到了上个世纪初期。这座经历了148 年历史的古老酒店不仅见证了我国第一个邮政机构、第一枚邮票、第一部电话机、第一台发报机、第一台发电机、第一台统计机、第一架留声机、第一部电梯的出现，还拓印着太多的重要事件、太多的风流逸事的痕迹，如今故人已去，它作为历史的承载体已衍变成一个博物馆式的酒店。

　　年轻的公关经理介绍，这里的每个房间都有自己独特的故事，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孙中山套房。在她的陪同下，我们来到了208房。该套房分卧室、会议室、办公室三个房间，办公室墙壁上悬一横幅，上书“翠亨北寓”，另一面墙上挂着三张孙先生不同时期的照片，会议厅还保持着原来当年的样子，严肃但不失温情，角落里有一台西门子电风扇，有将近一百年的历史……

　　在孙中山先生四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曾有过的三次重大思想转变皆在天津，其中两次都与利顺德饭店有所关联。现在我们要讲的是，1912年孙中山赴京会晤袁世凯，途中经过天津……

■“纯粹的自我牺牲”

　　在1912年1月21日的《纽约时报》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当前中国内战双方陷入僵局。孙中山在电报中宣称，他准备率领十万或百万大军向首都挺进，然而在此险恶形势下，如果没有巨额贷款支持，他不可能从陆路或水路向北方挺进；而满清王室正准备誓死守卫北京，但是他们的守卫也亟需军火，如果没有巨额贷款，便不可能购买军火。”根据这篇报道，当时虽然海外华人的捐款促使中国革命取得了巨大成就，“但革命党人和所有外行一样显得过于乐观了”，他们因低估了革命的成本，资金已断流，“无价的宝贵时机也随之错失”。另一方面，满清王室拥有资金，但并不情愿用皇家财富来进行一场未知的军事冒险：“如果事成之后一切都可以保持原状，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继续将其劳动所得上贡给这些不劳而获的人，那么无疑他们愿意动用他们的资本来赌一把。但是，如果旧体制一去不复返，并且袁世凯对此抱有和孙中山同样坚定的决心，那么对于精明的满清族人来说，为什么要将资本在这里押宝呢？”

　　战局往往如此，胶着双方谁能笼络第三股势力，就能率先破局。后来的史实我们都知道，在袁世凯承诺“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答应遵守《临时约法》、到南京就任后，孙中山将临时大总统之位让给袁世凯，换来了以和平方式结束封建帝制的结果。此举虽被后世争议，但在当时则“贤于用兵十万”，受到各界的莫大尊敬。据《纽约时报》报道，“孙中山大总统递交辞呈的场面非常感人。参议院通过决议向孙中山致敬，其中一部分写道：‘历史上从未有如此纯粹的自我牺牲。’”

　　同年4月4日，孙中山在上海接受采访时说，他已在中国完成了政治革命的进程，将着手开始“进行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场社会革命”。

■在天津的三次演讲

　　民革中央孙中山研究学会理事、天津市文史研究专家葛培林介绍，袁世凯费尽心机做上临时大总统后，由于南北两派的争执，使统一后的民国政局屡现危机，为了稳固时局，他才邀请孙中山和黄兴赴京晤面会谈。但孙中山此刻却怀着巩固共和政体、投入社会建设的迫切心情，即使参加辛亥首义的张振武在京被杀，也执意北上赴约。8月18日乘安平轮离沪北上，23日午时抵塘沽，下午5时抵达天津城区。

　　在塘沽，他发表了对记者们的演讲，表明北上之目的：一是“调和南北感情，巩固民国基础”，二是“尤在振兴实业，但欲振兴实业，必自修造铁道入手”，三是就发展实业问题阐明了筹集资金的建议。

　　下午5时，孙中山抵达天津招商局码头。当时各界代表、军乐队齐集恭迎，北京代表梁士诒、直隶都督张锡銮、同盟会代表张继等上船谒见。孙中山登岸后，即乘车赴利顺德饭店。在208房，孙中山认真连夜思考了次日的两篇演讲稿。

　　次日上午9时，孙对在津的同盟会会员、广东同乡们发表演说：“吾国自改建共和，仅有其名，尚无其实，危险较专制时代尤甚。望革命中人此时较破坏专制尤应牺牲一切加千万倍之力共谋建设。尤望吾四万万同胞共同致力，使我中华民国数年后在地球上成一头等强国，且欧美有数百万人民之强国，我中国四万万同胞同心协力，何难称雄世界。”

　　此前，孙中山在接受伦敦《每日邮报》专访时，曾介绍来北方的目的是要解决南北分歧。“他认为不愿接受共和的北方诸省与南方相对进步的省份之间，显得十分不协调。”果然，先生随后赴河北公园(今中山公园)官绅欢迎会发表演说，略谓：“近吾国颇有南北界之说，其实非南北之界线，实新旧之界线。南方人不知共和政体为何物者尚所在皆是，盖因其无新知识，故一家之中父新而子旧、子新而父旧，新旧之分家庭中尚不能免。惟望吾到会同胞随时随处用力开通，由一家及一乡、一县、一省、一国，于数年中务使人人皆知共和之良美。”

　　下午2时40分，孙中山率随员在新车站离津赴京。在津不到24小时，孙中山密集发表了三篇演讲，其内容相互参照，不难看出他衷心放弃职业革命家的角色，正积极向一名投身社会建设的倡导者转变。

■原来是一场“迷误”

　　到了北京，孙中山与袁世凯达成了著名的“你练百万精兵，我修20 万里铁路”的约定。袁世凯委任孙为全国铁路总督办。

　　9月23日，孙中山自北京赴太原视察，途中再度莅临天津广东会馆，与600余同乡晤谈，勉以努力爱国。当晚，再次下榻利顺德208房间。25日晚，出巡的孙中山返津。

　　葛培林说，孙中山到过天津四次，但1912年由上海经天津去北京，又从北京经天津去山西，这往返两次无论从目的、还是历史意义来说都是一样的，因此史学界都将之归为一次。“从孙中山此次往返天津的日程中，可以看出他为贯彻其实业救国的理想而不辞辛劳的精神。而此后四个月，孙中山游历了张家口、太原、唐山、山海关、济南等地。

　　在两次入住的利顺德208房间，不知孙中山是如何整理自己的所见所闻，认为袁世凯政府是值得信任的。直到1913年2月远赴日本考察经济高速发展的经验时，他还满怀信心地感叹“今日革命成功，祖国前途，大有可为”。但这时的孙中山，其实已陷入了历史学家所说的一个“迷误”：他天真地认为满洲皇室被推翻，“民族”实现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了公民的各项权利，“民权”实现了；现在三民主义中只剩下改善“民生”的问题了。

　　不料，他发完“今日革命成功”的喟叹，便收到一封电报：宋先生于二十二日午前四时四十七分，因伤绝命于上海铁道医院。宋教仁被刺杀的残酷事实，像晴天霹雳，使孙中山从和平建设的幻想中惊醒过来。

　　他立即启程返沪，发动了以武力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